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

        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2013年的質量觀測在全國29個省區92個城市展開對6217個消費者進行了調查，調查的內容涵蓋了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等方面。產品、服務、工程等構成一二三產業發展內容的質量是具體而微觀的，因而本報告將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等領域的質量界定為微觀的質量（以下簡稱“微觀的產品質量”）。

　　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指標如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結構的優化、投入產出效率的提升、市場制度的完善、社會福利的改善等方面具有宏觀特征，因而在本報告中將這些方面界定為宏觀經濟增長質量。

　　按照質量強國理論以及微觀的產品質量決定宏觀的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微觀的產品質量“在推動國家強大的各類要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同時微觀的產品質量是決定經濟增長質量的核心要素2。基于調查數據的分析表明，微觀的產品質量的年度變化與宏觀的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性評價指標之間具有高度正相關性，進一步地驗證了微觀的產品質量決定宏觀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

　　以下分別圍繞著GDP的增長、經濟的健康性、產業結構變動、消費增長、社會福利水平、產品國際競爭能力、市場化動力、環境質量、投入產出效率等方面來具體地論證微觀的產品質量與宏觀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數量關系，并對2014年在微觀的產品質量影響下的經濟增長質量變動趨勢進行預測。

　　1.微觀的產品質量變動顯著地影響我國GDP的增長

        衡量一國財富最為核心的指標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即指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總和，因而經濟增長的質量，離不開構成經濟一二三產業的產品（服務、工程等）微觀領域的質量，作為經濟增長質量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使GDP穩定可持續增長。數據分析表明，微觀的產品（服務、工程）質量顯著地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2013年我國的總體質量安全性得分為66.52分，與上年度基本持平，質量滿意得分為64.51分，較上一年增長了2.49分，增長率為4.01%。表明我國的質量安全性進入一個上升周期，質量的底線有了較為穩固的基礎，質量的滿意度取得了較大進步。在質量滿意的四個領域中，有三個領域取得了較大增長，服務、工程和環境分別較上一年度增長了3.79，4.9和3.03個百分點，產品的質量雖然總體上有所下降，但在家用電器、日用消費品等主要領域也出現了一定增長。微觀的產品質量進步是我國經濟能夠在較大的下行壓力下仍然保持平穩增長的根本基礎。

　　相關性分析表明，我國區域的質量安全與質量滿意指數，同區域經濟GDP增長率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116和0.178。

　　此外，我國的貨物出口總量達到了2.2萬億美元，增長了7.9%3，繼續保持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地位。

　　區域的年度質量發展與區域年度經濟增長情況相一致，在質量發展方面2013年總體質量排名第一位的是天津，其總得分為69.02分，質量安全得分為70.07分，質量滿意得分為70.00分，質量公共服務得分為67.02分，均排在所有省區的第一名，僅有公民質量素質排名在第6名，在宏觀經濟增長領域我國2013年省級人均GDP排名第一的是天津，其人均GDP為10.16萬元，從2011年開始連續三年成為處于全國省級人均GDP第一的位置。以上事實表明，微觀質量與總體的宏觀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質量的改善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基礎，經濟總量的可持續性增長離不開微觀質量的提升。

　　2.質量安全的穩定性決定我國經濟增長的健康性

       經濟增長的健康性就是要使得經濟總體增長較平穩，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就是要讓市場既沒有短缺，也沒有大范圍的生產過剩，使得市場供需基本均衡。質量安全的產品能夠保證產品達到基本的健康環保標準，從而能夠滿足社會大多數人最基本的需求，保證了市場的基本均衡。如果大量產品是不安全的，那么一方面會導致安全產品的短缺，另一方面出現不安全產品的大量過剩。我國產品質量的總體安全性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健康性。我國的質量安全評價已經達到了66.52分，高于質量滿意評價2.01分，與2012年的安全性得分基本持平。這表明，我國的質量安全已經處于一個較為穩定的上升周期，雖然質量安全問題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質量安全問題已經不是我國質量治理的主要問題，影響總體質量水平提升是消費者體驗性的質量滿意問題。質量安全是既保障了我國產品的底線也保障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底線，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在外需增長乏力以及政府刺激性政策退出的條件下，仍然取得了GDP7.7%，貨物出口7.9%的增長速度，并且在趨勢上呈現“總體向好”的健康發展態勢，取得這一成績的重要前提就是產品質量的安全性能夠得到總體的保障，總體上消費者對于中國產品質量的總體安全性具有信心。

　　2013年度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個要素中，出口增長低位走穩，總體增長率為7.9%，投資增長波動較大，只有國內消費需求基本保持了較為平穩的增長，增長率在10%-12%之間4，是支撐經濟總體平衡較快增長最為重要的動力。產品、服務等微觀領域的質量水平是我國國內消費平穩增長的重要前提，從而是保障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總體健康的決定性要素。

　　3.服務質量的進步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經濟增長質量在結構上的表現是要使得產業結構高度化，即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

　　服務業的發展更加注重消費者的體驗性，只有質量的不斷提升才能拉動其需求的不斷增長，因而質量對于驅動產業結構的變動起著基礎性的作用。數據分析表明，服務質量的進步促進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進而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在2013年調查的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質量中，我國服務質量滿意度較上一年增長了3.79%，其相對位次也從第二位變成了第一位。服務業中的互聯網、教育、醫療、公交、物業等產業均有了大幅上升，分別增長了4.51分，5.09分，4.01分和2.32分，服務業質量的整體水平有了較大程度的提升，并且在醫療、物業等短板領域取得了較大突破。我國服務業的滿意度增長明顯與我國服務業的實際增長狀況也高度吻合，2013年我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為8.3%，占GDP的比重為46.1%，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超過了2.2個百分點，成為我國三次產業中第一大產業，年度增長率也超過了第二產業0.5個百分點。在我國的對外貿易中，服務業出口增長10.6%，高出貨物出口的增長率2.7個百分點。服務業的PMI指數在整個2013年的12個月均超過了制造業的PMI，增長態勢明顯好于制造業，最低點為53.9，最高點為56.3，而制造業的PMI最低為50.1接近了榮枯分水線，最高點為51.45，服務業與制造業在PMI上這種差異性表現是2008年以來首次出現的狀況。經濟結構高度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第三產業比重的不斷上升，質量觀測的數據分析表明質量的大幅提升，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好的用戶體驗，刺激了消費者對于服務的新的消費需求增長，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高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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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產品質量的波動顯著影響了GDP增長的穩定性

       產品質量滿意水平直接地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需求能力，并間接地對投資、出口等產生影響，進而帶來經濟的波動性，我國國內消費和對外出口中主要還是產品，產品質量的波動性是經濟總量波動的重要誘致性因素。數據表明，四大領域的質量滿意度中產品質量出現了一定的波動性，總體得分為62.08分，較上一年度下降了4.08%，在可回溯比較的10個產品項目中，有5個領域的得分出現了增長，分別是：家用電器、日用消費品、藥品、農業生產資料和化妝品，4個出現了下降，分別是：汽車、食品、糧油和乳制品，1個保持不變，是肉制品。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數據也顯示，2013年產品質量監督抽查合格率為88.9%，較上一年下降了0.9個百分點，兩組數據共同說明了我國在產品質量上發展的根基不牢。產品質量滿意度水平的下降與實體經濟的變化高度地一致，2013年凈出口貢獻率為-4.4%較上一年下降了2.2個百分點，外貿需求增長乏力。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收入等影響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以后，產品質量滿意度對于消費的拉動效應并不顯著，在各個具體的產品項目中僅有日用消費品質量滿意度的作用是顯著的，其提高1分所能夠帶來的消費增長為0.83個百分點，服務質量滿意度增長1分所能夠帶來的月消費支出增長為1.17個百分點，這一結果進一步地表明，我國的總體質量中服務業的質量狀況較好，顯著地促進了居民消費的增長，而產品質量整體上其質量發展水平不穩定，沒有成為促進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由于產品質量滿意性的增長根基不穩固，影響了國內、國外需求的增長，是導致我國整體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雖然服務業在我國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是產品的出口和國內消費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出口中我國的貨物出口占到了90%以上，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穩定的產品質量對于我國經濟增長質量仍然不可或缺。若能積極地改善我國產品質量狀況，其對消費增長的潛力非常巨大。現有的產品質量總體滿意度與70分的“較好”水平還有7.92分的差距，除了家用電器等少數領域以外，主要產品項目的質量滿意水平均還沒達到“較好”的水平，如能取得與服務業總體的消費支出彈性值，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

　　5.質量體驗的高要求制約了我國潛在消費能力的釋放

        安全性是質量的底線要求，但是在供給比較充實的前提下，滿足了安全性的產品或服務并不一定是消費者需要且愿意購買的，只有在安全性得以滿足的同時，能夠更好地滿足消費者對于產品或服務的體驗感，才能真正地拉動消費增長，我國質量發展中消費者對于質量體驗高要求與質量滿意總體水平不足導致了我國消費水平的釋放不足。質量觀測數據表明，質量安全評價得分高于質量滿意性得分，兩者的總體差距為1.38分，家用電器、日用消費品、汽車等領域質量安全與質量滿意的差值分別為0.93分，1.42分和0.93分，質量滿意的區域間變異系數為33.17，質量安全的區域間變動系數為20.67，質量滿意的波動性較質量安全的波動性要大。這表明，消費者對于產品性能、個體性化體驗滿意性等方面的質量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質量的滿意性方面發展仍相對滯后，質量發展的這一結構性問題，是導致我國當前消費需求增長不足的根本性原因。據統計，201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一年實際增長為13.1%，較上一年增長1個百分點，較2011年回落1.8個百分點，社會消費總體增長較為乏力。在GDP的三大驅動力中，消費的貢獻率從2012年的51.8%下降為50%，下降了1.8個百點，而投資的貢獻率則由50.4%上升到54.4%,超過了最終消費的貢獻率4.4個百分點。雖然我國一直強調通過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來調整經濟發展的結構，主要是擴大政府的投資需求、提高居民收入、加大民生保障的投入等，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需求刺激政策，在短期內能夠促進經濟以較高速度增長，但是從長期來看并不利于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并可能導致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如地方政府債務嚴重、部分領域的投資過剩、通貨膨脹壓力增加、民間投資受到擠壓等。經濟增長不能有效地轉移到消費需求的增長上來將導致經濟增長結構性矛盾持續存在，而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國產品質量在滿足消費者更高層次需求方面仍然不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并不能直接地依靠政府的結構調整行為，而應在微觀上改善產品質量，尤其是對于產品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方面進行更為合理的政策設計。

　　6.產品質量水平影響宏觀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

        經濟增長質量在結果上的表現就是要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獲得盡可能多的產出數量。市場經濟環境中在同樣的資源要素投入下，優質的產品能夠獲得更高的價格，就是使得構成經濟的具體的產品和服務能夠得到更高的市場價值，因而質量是提高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的基礎性要素。基于微觀產品質量的相關性數據表明，我國區域的質量滿意度得分與每萬元GDP的平均能耗值（以噸標準煤計算）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與每萬元GDP的用電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8，服務質量滿意度與每萬元GDP能耗值的相關性系數為-0.19，與每萬元GDP的用電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8，因此產品質量提升通過獲得更高的價格降低了單位GDP的能耗以直接地提高了投入產出的效率，而服務質量的提升則一方面提高了經濟的總產出水平，另一方面使得資源更多地流向服務業進而使得經濟結構中高耗能的產業比重降低。

　　以上數據均表明，一般而言質量水平越高的地區，其單位GDP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值就越低，證明了產品質量水平可顯著地影響經濟發展的投入產出效率。

　　7.質量水平決定了資源在行業與區域間的配置效率

       通過競爭機制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就是讓資源從產出效率較低的行業或區域自由地流向產出效率較高的行業或區域，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信號，而價格的背后更為重要的是信號是質量，只有優質才能優價，因而質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地決定了資源配置的方向，也決定了經濟中區域和行業的結構的調整。

　　2013年度，我國的產品質量中，得分最高仍然是家用電器為70.5分，并且較上一年度有了1分的增長，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家電行業主營業務收入預計將接近1.3萬億元，增幅達到14%?15%；利潤總額約為730億元，增幅將超過25%6，家用電器行業競爭從早期的價格競爭轉向了質量競爭，品質好、用戶體驗好的中高端家用電器增長明顯，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在質量創新能力上較好優秀企業，如海爾、格力、美的等，質量評價較高的行業其產業總體增長的速度就快。在區域層面，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產品質量滿意度得分分別是63.23分，62.23分和60.90分，服務質量滿意度分別是66.03分，64.38分和63.51分，均呈現出依次遞減的關系，這與我國經濟的區域結構完全一致，這表明資源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與區域的質量總體水平是密切相關的，具有更高的質量創新能力的區域才能吸納更多的資源要素的流入，獲得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結構調整的基礎是市場，市場促進經濟效率的主要路徑就是將資源從產出低的行業或區域自由地轉移到產出水平高的行業或區域，而在當前條件下市場對于資源在行業間、區域間的調整已不再是基于數量的調整，而是基于質量的調整，質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地決定了資源的流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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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消費者質量意識與能力的不對稱影響我國產品國際競爭能力提升

      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要使得增長從投資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消費的增長既取決于收入的增長，同時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費者的消費心理與消費行為的影響，或者說受消費者質量綜合素質的影響，較高的消費者素質能夠引導企業生產高質量的產品，進而提升經濟的總體競爭力，而消費者質量素質不高則不利于產品質量水平的提升。在我國消費者質量素質評價中，質量意識、質量行為與質量知識的得分分別為69.49分、64.05分和62.72分，質量意識分別超過質量行為能力和質量知識能力5.45分和6.77分，反映出消費者的質量意識超前，而實現消費者權利的質量行動能力和質量知識能力欠缺的矛盾。轉型時期，我國消費者的質量意識超前于質量行動與質量知識的這種特征，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其突出表現是對于國產產品的質量信任度相較于國外產品而言較低，使得我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受阻。2013年我國的出口增長率為7.9%，與2012年度持平，進口增長了8.9%，高于出口增長率1個百分點，較2012年度的進口增長率高出4.6個百分點，表現進口增長的態勢明顯，尤其是在乳制品、汽車、電子產品等方面消費者仍然相對地偏好于國外產品。即使國外產品也同樣出現了質量安問題，依然對國外產品存在著一定的消費慣性。消費者這種對于國內外產品的偏差性認識，主要是由于較高的質量意識與具體的質量知識能力缺乏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公民質量素質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是我國產品國際競爭能力提升的一個障礙性因素，也是我國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

　　9.環境質量滿意度的提升表明居民對于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處于可接受范圍

       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是經濟增長質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環境質量的滿意需要以經濟發展為前提，沒有發展的環境滿意不是經濟增長質量的目標，經濟增長需要付出一定的資源環境代價，而質量型的增長能夠將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降低到最小，人們在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做出權衡選擇，只要經濟增長的結果相對于資源環境的代價帶來更高的福利水平，也代表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質量觀測調查的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的四個領域中總體的環境質量得分為62.13分，較2012年度上升了3.03個百分點，空氣環境質量滿意度從2012年的不及格水平上升為60.97分，上升了2.8個百分點。雖然環境污染的絕對值在上升，特別是全國范圍內的霾成為環境治理的一個熱點問題，但人們對于空氣環境質量的評價上升表明了，相對于經濟增長的收益而言，人們對于資源環境的代價處于一個可以容忍的區間，宏觀的經濟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GDP的單位能耗下降了3.7%，雖然能耗的絕對值上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但是能夠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同時降低能耗水平，相對地降低污染所帶來的福利損失，是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內在表現。因此，在微觀上環境質量滿意的變化實際上體現了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的降低。

　　10．政府質量公共服務能力不足反映我國經濟增長的市場化動力不足

        制度是決定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一個良好的制度設計能夠有效地保護產權，以及市場主體的自由交易。政府的質量公共服務能力是保障微觀的產品質量發展的制度前提，也是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建設內容，而質量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市場化動力仍然不足。

　　2013年質量觀測的四個維度中，政府質量公共服務是唯一一個未達到及格線的維度，其得分為57.82分，與總體質量指數相差5.92分，是拉低總體質量得分的關鍵性領域。政府質量公共服務的主要短板是質量對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質量信息的公開性、對質量投訴的響應性、對假冒偽劣產品的打擊力度等方面。質量公共服務的相對滯后性突出地反映了我國整體經濟運行中的市場化動力不足，我國從2013年開始推行大范圍的經濟改革，核心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根據《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2013年我國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事項，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目錄，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變實繳注冊為認繳注冊制，降低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全國新注冊企業增長27.6%，民間投資比重上升到63%，2014年我國還要取消行政審批200項以上。但就目前而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的任務還非常艱巨，據美國傳統研究基金的數據，2013年中國經濟自由化指數為51.9分，在177個國家中排名第138位，處于“比較壓抑”的程度7，在市場主體的形成、市場準入的程度、市場中介的發展以及市場制度的建設等方面仍然比較滯后。質量的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是我國市場發展動力仍然不足的突出表現。

　　11.產品質量水平促進區域社會幸福感的提升

        經濟增長質量還需要注重人的主觀幸福感，而幸福感受到收入、消費、社會保障、環境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產品（含服務）質量促進了經濟總量的增長，同時還有利于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比例，從而促進社會分配的公平性8。工程和環境質量的提高可顯著地改善消費者對于其生存環境的滿意水平，因此微觀的產品質量對于提升幸福感是最為重要的因素。質量觀測的數據表明，一個地區的質量指數與其幸福感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在中央電視臺所發布的2013年幸福感城市前20名名單中，天津、杭州分別排名第5和第9，在質量觀測調查的所有直轄市、省會、副省級城市中，這兩個城市在質量發展指數上也是排名前列，其中在質量安全性指數中天津、杭州排名第一、第二位，在質量滿意指數中天津、杭州分別排名第一位和第三位。由于質量觀測調查與幸福感調查的樣本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兩者不具完全的可比性，但是在前10名的城市中有兩個城市的排名具有極大的相似性，表明了質量促進地區的社會福利水平提升這一理論假設可以得到實證數據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