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上學時,學校里也存在對‘差生’差別對待的情況,但不像現在這樣‘堂而皇之’。不知道現在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荒唐的事兒,而且是接二連三地發生。”

說話者名叫趙毅,29歲,在北京市從事證券業。用趙毅的話說,“作為一名曾經的‘資深差生’,對學校里的差別式對待相當有發言權”。

趙毅提到的“荒唐事”,是11月9日被曝光的江西進賢二中初三年級“差生”冒著寒風在教室外考試一事,“當然,還包括此前引起公眾熱議的‘綠領巾’、‘紅校服’、‘測智商’等涉嫌教育歧視的事件”。

圍繞教育歧視問題,近日,《法制日報》展開社會調查。

65.91%的被調查者

在學校受過差別式對待

11月9日,一則江西進賢二中初三年級“差生”冒著寒風在教室外考試的消息引起網友“圍觀”。對此,涉事班級班主任胡小珠稱,“在走廊考試的學生成績有好有差,不存在歧視‘差生’的情況,沒想到事情鬧得這么大”。

進賢二中校方認為,安排學生在走廊考試系個別班主任擅自安排,雖是教室緊張的無奈之舉,但這種行為已經對學生造成了事實上的歧視。在天氣驟然變冷的情況下,安排學生到走廊考試,嚴重違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則,是對學生缺乏愛心的表現。

在此之前,江蘇省無錫市曝出學校給“差生”進行“智商測試”一事；陜西省西安市出現了給學生戴“綠領巾”的情況；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的“紅校服”事件也一度引起社會關注。一系列的歧視“差生”事件,掀起了一場關于教育差別式對待的討論。

在《法制日報》開展的社會調查中,對于“如何看待上述事件”這一問題,有28.41%的被調查者認為“這是對孩子的歧視行為”,51.14%的被調查者認為此類事件是“一種比體罰學生更壞的教育方式”,20.46%的被調查者則認為“理解,學校是為了加強教育培養”。

趙毅告訴記者,他看到這些“荒唐”的事情時很憤怒,“我上小學時成績不好,因此經常受老師的‘白眼’。同學誣陷我,我向老師辯解,老師卻認為我在說謊。老師還讓和我比較要好的同學不要理我,甚至讓我媽媽帶我去醫院看看智商有沒有問題”。

在調查中,有65.91%的被調查者表示在學校受過隱形或顯性的差別式對待,34.1%的被調查者表示“沒有接受過”。同時,42.05%的被調查者表示當受到差別式對待后會“感到羞愧,給個人成長帶來自卑心理”,35.23%的被調查者因為“由于歧視造成厭學等負面影響”,22.73%的人認為“沒有太大影響”。

一名被調查者還提出,以前學校的差別式對待還只是在小范圍里,現在怎么感覺越來越明顯了?還有一名被調查者問,教育上的差別式對待已經開始“堂而皇之”了嗎?

“在學校里,以前可能就存在一些涉嫌教育歧視的做法,只是沒有被曝光。現在,這些事情通過網絡等媒體披露后,被大家所關注,所以讓公眾產生了此類現象在升級的感覺。”針對一些被調查者的疑問,教育學研究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

熊丙奇認為,公眾的權利意識在不斷提升,“以前對于這類差別式對待學生的行為,公眾可能不覺得是侵犯學生的權益,所以也就熟視無睹。這幾年,社會一直在討論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消除歧視,所以公眾對教育差別式對待問題開始有所意識,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68.19%的被調查者

教育考核評價機制被扭曲

據了解,在江西“走廊考試”、陜西“綠領巾”、內蒙古“紅校服”、江蘇“測智商”等事件被社會關注后,涉事校方及當地教育主管部門都作出了回應。

陜西省西安市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的大隊輔導員表示,“綠領巾”意在激勵還沒加入少先隊的學生爭取早日成為一名光榮的少先隊員,并沒有對學生進行區別對待。

“這不叫‘紅校服’,校服是教委統一發放的,這只是一套運動服,是一種獎勵的形式。”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二十四中校長王茂田說,這批運動服是一家房地產公司捐贈的,校方與該企業并無任何合作,只是覺得企業捐贈是件好事,就欣然接受了。

對此,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公開表示,受到社會質疑后,某些教育工作者不但不覺得理虧,反而認為這是對學生好,這種態度令人震驚和痛心。

在《法制日報》對“學生遭差別對待事件為何屢屢發生”這一問題進行調查時,23.87%的被調查者認為,“九年義務教育被異化為所謂的精英選拔和淘汰”,7.96%的被調查者認為“忽視了未成年人的權利”,有68.19%的被調查者認為是“學校教學考核的需要,現行教育評價考核機制被扭曲”。

熊丙奇對《法制日報》記者說:“過去20年,我們一直希望能推進素質教育,但實際上,一方面我們要求素質教育,但另一方面應試教育很嚴重。”

“應試教育圍繞單一的評價體系來培養學生,追求分數而不關心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很難推行公平教育理念。”熊丙奇說,“目前的教育確實是一種分成成功者和失敗者的教育,考上大學的就是成功者,沒有考上大學的就是失敗者。以前考大學只要求一般學校,現在要求名校。所以,在這樣的評價體系下,出現把學生分等級的情況太正常了。”

81.82%的被調查者

要求改革應試教育機制

記者查閱相關資料發現,教育部在《關于貫徹〈義務教育法〉進一步規范義務教育辦學行為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要求,要嚴格控制考試次數,不得按學生考試成績對學生進行排名公布。同時,據報道,在教育部正在制定的《教師教育標準》中,擬規定教師要尊重孩子的學習權。

但是,在此次調查中,在回答“如何杜絕此類事件再次上演”時,只有1.14%的被調查者選擇“相關教育部門出臺措施,比如《教師教育標準》,禁止此類行為”,4.55%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利用義務教育法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利”。除此之外,有12.5%的被調查者選擇“學校需樹立正確的教育理念”,81.8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改革目前的應試教育制度,拋棄‘唯分數論’的導向”。

對此,熊丙奇分析說,目前的教育評價制度就是按照單一的評價體系來評價學生,最后導致教育競技化和功利化,“法律法規即使進行了相關要求也是沒用的,因為無法落地真正實施。如果不改革中高考制度,單純要求學校改變辦學模式、要求教師改變行為方式,這種可能性非常小。評價體系不變,‘差生觀念’會永遠存在”。

“評價體系改變后,要建立多元評價體系,任何學生的個性和興趣在這個評價體系里都能夠得到體現,而不是用一個指標去評價所有的學生,這種多元評價可以鼓勵學生多元發展。”熊丙奇說,“可以這么說,如果目前這種評價機制不改,在未來10年里,這種差別式對待的做法會越來越多,會讓人感到更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