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審計署廣州特派辦透露了廣州增城土地案的詳情，將該事件再次置于聚光燈下。

　　作為增城土地案的核心人物，梁培堃利用各種手段，編織了一張土地行騙的大網，以倒簽日期等方式偽造各種材料，在當地國土部門的配合下，將低價征來的農田包裝成閑置的建設用地，并以高價讓當地土地部門回收，然后拍賣給開發商。利用這一系列的騙術，梁培堃騙取了1.45億元的國家閑置土地賠償金。

　　此前，廣州增城土地案曾因涉案金額之巨、涉及土地面積之廣以及違法手段之惡劣引起國內震動。

　　梁培堃的土地騙術

　　2005年2月，香港一開發商對增城市荔城街道一帶表示出了開發興趣，當時政府手中并沒有新增建設用地的指標，無法批地，惟一的辦法就是回收以前批出的閑置土地再進行拍賣。香港開發商的需求是3000多畝。

　　一個名為梁培堃的商人從中看到了發財機會。只有小學文化的他，利用各種手段開始構筑起一張土地行騙大網。

　　在這以前，梁培堃曾經利用旗下兩個公司——增城市穗聯房地產經貿公司和增城市金徽有限公司，在沒有征用到有關土地的前提下，賄賂當時增城市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涂改、偽造21份《用地申請表》，并在《用地申請表》上冒充當時增城市副市長的簽批，將征地時間倒簽，從而編造金徽公司、穗聯公司早在1994年至1997年已征用增城市荔城鎮逕嚇五社1952畝土地的事實。

　　然后，梁又利用虛假資料向增城市國土部門違規申辦了21宗土地的《建設用地批準書》，并分別于2004年6月24日、7月15日與增城市國土部門簽訂《收回閑置土地協議書》，以每畝4.3萬元的價格將上述土地交由政府收回，騙取土地補償款8396萬元。

　　以上的操作手段無異于地產界曾經盛行一時的“空手套白狼”，用不屬于自己的土地騙取閑置土地補償金8000多萬元。

　　當時，梁培堃手中掌握的閑置土地只有1000多畝，離政府要求的3000多畝還有很大差距，于是，他重施故技。這一次賄賂的對象是荔城街道辦事處主任——黃士峰。

　　手法是從農民那里征地，通過打通征地部門的關系，補辦用地手續，倒簽成1999年以前的合法征地。為此，黃士峰還特意找到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主管征地工作的當地有關領導，在現有的土地資料上偽造1999年前的征地印記。

　　就這樣，一批從來沒有被征用過、尚未結清農民征地款的土地，被包裝成了1999年以前合法征得的閑置土地，這為梁培堃和他的利益集團帶來了巨額的利潤。

　　然而，當地農民的一封檢舉信打破了梁培堃的美夢，揭開了增城土地腐敗案的冰山一角。2006年，審計署廣州特派辦在調查后發現，增城市國土局一共從金徽、穗聯等幾家公司收回了4000多畝的閑置土地，其中，增城市財政按每畝4萬元左右的價格共支付了1.45億元補償款。而這些補償款通過幾家公司最后都落入了梁培堃囊中。

　　利益分配弊端凸現

　　事實上，金額龐大、手法新奇的增城土地腐敗案并非個案，因為土地腐敗案件目前仍頻頻發生于國內的大小城市。

　　以廣州為例，周邊的從化、花都、番禺，甚至黃埔等區、市都曾有類似案件被曝光，番禺的華南板塊便是一個典型。

　　在番禺撤市并區的前夕，原番禺區委書記梁柏楠批地約1700萬平方米，造就了云集8個大盤的華南板塊，但賣給開發商的地價僅約100元/平方米，梁柏楠則從中收受的賄賂金額180萬元。而花都區原國土房管局局長譚斌也于2007年被控在任期內濫用職權亂批地以及受賄，違規批地6000多畝，造成土地款損失3.4億元。

　　“土地制度的制定是比較嚴格的，但最終還是地方政府掌握著土地的處置權。”廣東省土地學會的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在現行的分稅制下，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一級政府部門，因地區發展、政績等需要，很容易發生權力尋租進而導致土地違法、腐敗案件。

　　據了解，在很多城市，城市擴張帶來的房地產業和建筑業發展，已成為地方財政預算內的支柱性收入，土地出讓金則是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城市發展向農民要地”也已經是不成文的通例。

　　上述土地專家表示，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低價征地、高價出讓，“確實是一種弊端”，無論是增城土地腐敗案還是其他案件，利益受損的都是農民，征地補償款和最后出讓的地價總是差距巨大。

　　根據廣州國土房管局的數據，去年，廣州番禺區涉嫌違法用地面積達到11640畝，比上一年增長了3.5倍，違法用地形勢嚴峻。

　　廣州一位資深土地顧問透露，目前，土地違法手段有許多更新。例如，很多沒有用地指標的地方政府，在開發商有拿地需求時，還是會先跟村民征地，然后由開發商先行支付征地成本，等到用地指標拿到后再進行土地拍賣，如果開發商最后無法競拍到土地，當地政府則會補償其之前支付的成本。

　　在業界看來，允許集體土地流轉是解決目前土地利益分配機制缺陷、保障農民收益，防止土地腐敗的方法之一。而農用地流轉在重慶、天津等地的試驗也被視為是一個積極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