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接到中國質量萬里行安兆聯盟秘書處轉來湖北籍農民工向光輝的投訴后，記者趕到天津河東區順馳太陽城五號工地,見到了頭顱變成階梯狀的向光輝。

　　“該我們干的活全都干完了，分包中建二局四分公司天津順馳太陽城項目五號工地18、19號樓的江蘇籍工頭胡方雨拖欠工資不給，還把人打成了這樣。”向光輝的妻子指著丈夫階梯狀的頭對記者說。記者看到，向光輝的頭在眉骨上方呈水平面向后延伸約三寸，再像刀切般垂直上升約二寸至頭頂，宛如一個階梯。一道疤痕橫貫兩鬢。

　　“直到現在，我們沒拿到工資，也沒錢看病，兇手卻仍然逍遙法外。”向光西替哥哥憤憤不平。

　　“原本想著多掙點錢過好日子，可誰想到會遭遇這樣的不幸，以后的日子還怎么過啊！”向光輝的妻子回憶起當時的事情經過，不禁掩面而泣。這個時候倒是向光輝反過來安慰自己的妻子。妻子抽泣著從箱子里拿出當時醫院從丈夫頭上取出的碎骨，打開包裹時，里面的骨頭已經因為保存時間過長而生了蟲。

　　為致富進津打工

　　2005年9月，擁有木工手藝正在河南打工的湖北利川毛壩鄉花板村土家族農民向光輝，接到天津順馳太陽城工地同鄉柏林森打來的電話：“這兒木工活很多，技術人手不夠，工錢談妥了，年底能拿錢。多約些人手來。”柏林森語氣中帶著興奮。

　　“工錢按件核算，結算的方式每完成一層樓的工程量，按計件標準工資的70%結賬。余款部分在2005年底結清。一家6口人，母親和弟媳在家種茶一年掙三四千元，媳婦在廣州打工一年掙1萬多元，自己和弟弟外出打工一年再掙上5萬多元。全家一年有近7萬元的收入！12歲該上初中的孩子學費問題解決了！再干上兩年家里的老房子也可以拆了蓋新房了。”39歲的向光輝心里這樣盤算著。

　　懷著同樣的想法，身在山東、河南、河北、湖南、廣東、湖北的30多名湖北籍農民工，與向光輝一樣興沖沖地向天津順馳太陽城五號工地聚攏。見到同鄉柏林森后，才知道開發商天津順馳公司，將5號工地的工程分包給了中建二局四分公司承建。四分公司又把18、19號樓的工程交給江蘇省沐陽縣新河鄉解橋村包工頭胡方雨完成。胡方雨再把18、19號樓的木工活交給湖北籍民工完成。就這樣30多名湖北籍民工由柏林森為木工班長，與江蘇籍包工頭胡方雨達成了工錢結算協議。

　　遭毆打險些喪命

　　30余名湖北籍民工在同鄉柏林森的帶領下，按與江蘇籍包工頭胡方雨達成的結算標準開始了施工。到了2005年12月15日，嚴寒的氣候造成施工困難，民工想結清工錢回家過年。可是承包順馳5號工地的總承包商中建二局四分公司和包工頭胡方雨要求再做一層樓的木工活。于是，民工們重新與中建二局四分公司包工頭胡方雨達成書面協議約定：2005年12月25日木工完工，民工結賬回家。

　　25日下午4時許，完成木工活的湖北籍農民工在工地現場找到包工頭胡方雨要求結賬回家。雙方因施工量發生爭執，胡方雨以賬未算好拒付工資，在離開工地時遭湖北籍農民工阻攔。這時胡方雨一聲口哨，悲劇發生了。5號工地江蘇籍民工沖了過來，對湖北籍農民工開始了毆打。向光輝此時并未在工地上，他正和幾位同鄉在工棚里玩撲克牌，聞聽老鄉電話那頭說出事了，他趕緊放下撲克牌往五號工地走，剛到工地門口就被發瘋般的江蘇籍民工擊倒昏厥。

　　當時哥哥頭上血流如注，嘴里鼻中都流著血，渾身上下都是血跡。“當時我以為哥哥已經死亡了。”向光西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仍心有余悸。當時他也是聽別人說哥哥被打倒了才從施工現場跑過來，他立刻叫旁邊的人報警，并用工地上的一部車把哥哥送往醫院。

　　醫院病歷顯示，向光輝入院初步診斷“右額頂部4cm頭皮裂傷，左側額部4×4頭皮血腫，右側顳頂部4×3頭皮血腫，便失禁有逆行性遺忘，昏迷，無中間清醒或意識好轉。”CT顯示“雙側硬模下出血，左側額葉腦挫裂傷，粉碎性顱骨骨折。”

　　住院手術治療歷時78天，出院診斷為：急性開放性顱腦創傷，左側額葉腦挫裂傷，雙側額頂部硬模下、外血腫，蛛網模下腔出血，粉碎性顱骨骨折，顱內積氣，雙側乳突積液，左側額部、右側顳部頭皮血腫，右側頂部頭皮裂傷，顱骨缺損。

　　向光輝住院花費67222.48元，而這錢正是包工頭胡方雨用30余名湖北籍農民工應得工資墊付的。在向光輝住院期間，胡方雨分兩次給了向光輝夫妻生活費2200元。

　　拖欠工資仍無著落

　　“在事情發生當天，天津市公安局河東分局刑偵十一大隊，把包括胡方雨父子在內的江蘇籍6人、湖北籍3人都關了起來。3天后胡方雨被第一個放了出來。又過了一段時間，胡方雨將其余8人全都保了出來。當時江蘇籍農民工徐高明的顱骨也受了傷。湖北籍民工2人受傷，江蘇籍民工3人受傷。在事發的第2天，公安魯山道派出所讓向光輝和另外一名湖北籍民工同鄉楊銀順2人一共交了400元的損傷檢驗費，還開了票。”向光西拿著收款收據指給記者看。“可是，最后又不讓做傷情檢驗了。向光輝住院時刑偵十一大隊把他從醫院拉到十一大隊，說做口供。到了才知道是讓他在‘不做傷殘鑒定，不追究胡方雨等人刑事責任’的筆錄上簽字。還說只有這樣，才給他做第二次手術治療的費用。”向光西氣憤地對記者說。

　　“我當時在場，我對警察說向光輝剛做完手術，腦子還不清醒，你們現在讓他簽字，以后出了事誰管？可是警察堅持讓他簽字，最后他沒辦法簽了字。他出院前胡方雨拿著一份事先寫好的《協議書》找他，答應給2萬元賠償。但是光二次手術的錢都得五六萬，這次處于清醒狀態的向光輝沒有簽字。胡方雨就對他說：在天津打官司你不是我的對手，三年五年拖都拖死你。說完扭頭就走了。直到現在拖欠我們30多人的10多萬元工資也一分沒給。我陪著哥哥多次找到刑偵十一大隊，要求追究那些人的刑事責任，要求鑒定傷情，但拖了8個月了，一直沒有結果。人早就讓他們放了。”向光西回憶著說。

　　“向光輝被打傷我正在廣東打工，接到電話馬上趕到天津。這是從他頭里取出的骨頭，一看就傷心。”向光輝妻子哽咽著拿出殘損的顱骨，攤在紙上給記者看。那是一堆碎骨頭，大約三四兩左右，當時醫院考慮到骨頭會壓迫腦部神經，就從腦袋上取出來了，向光輝腦袋上凹下去的正是這部分。

　　“出了院沒有地方去，只能回來住工棚。胡方雨干完太陽城五號工地18、19號樓的主體就撤走了，也不管我們。中建二局四分公司的蔣中良讓我們搬到他們的工棚住。我也不能打工了，整天得護理他。弟媳從老家出來打工了。現在一家6口，全靠弟弟、弟媳打工養活。二次手術也沒有錢做。這日子可怎么過呀！”向妻泣不成聲。

　　“蔣中良是做什么的？”記者問。

　　“蔣中良是中建二局四分公司的老總。我們向胡方雨要錢，胡方雨吹口哨下令打人時，蔣中良就在現場。當時蔣中良要是制止根本就打不起來。哥哥住院時蔣中良去醫院看了他一次，說他在醫院拖著故意不出院。哥哥出院后有人給他們做過調解。蔣中良只同意賠12萬元，也就是拖欠我們的工資，多一分也不給。哥哥二次手術就要花去一半。公安局現在也不管了，真不知道后面怎么辦。”向光西對記者說。

　　記者隨即撥通了中建二局四分公司蔣中良的電話，但蔣中良沒有接記者的電話。記者采訪了中建二局四分公司派駐太陽城五號工地吳書記。吳書記對記者說：“當時是兩個工程隊的人打架，具體情況不清楚。胡方雨現在已經不在工地了。受傷者應當找胡方雨處理問題。”

　　記者于是電話約見包工頭胡方雨。胡方雨告訴記者：“我又沒有打人，跟我沒有關系。現在公安部門正在處理。”當記者提出想當面采訪胡時，胡告訴記者自己正忙，讓記者第二天聯系他見面。當第二天記者按照胡的說法聯系時，手機關機，小靈通也不在服務區。

　　為了弄清楚當時打人的具體情況和案件進展，記者來到負責偵破此案的天津市公安局河東分局刑偵十一大隊采訪。負責此案的李俊勇在查驗了記者的證件并向領導匯報后，對記者稱：“案件正在處理過程中，按照公安機關規定，偵查階段不能向記者介紹案情，除非有上級的批準。”

　　禍根在層層發包

　　幾經輾轉，記者找到了當時向光輝遭遇毆打的地方，順馳太陽城五號工地。事情過去了長達8個月之久，當地民工是否還記得當日發生的情況呢？記者在工棚里找到了幾位民工，但是大多數民工對記者提到的向光輝和毆打事件表示并不知情，只有一位說知道工地上有過打架斗毆的事情，至于其他的詳細情況，他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只是后來聽別人說的。

　　就在記者準備走出工地時，一位正在順馳太陽城工地施工的山東籍農民工郝某無意中對記者道出了工資拖欠的根本原因。

　　“問題都在墊資上！房地產開發商將工程包給有資質的總承包商，總承包商自己不干，一級級轉包給肯墊資的二級、三級承包商。最后把工程像分地一樣分包給肯墊資的包工頭。包工頭轉而找來農民工干活。自下而上的墊資，自上而下的付款。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民工就可能拿不到工錢。那時不僅拿不到工錢，還要賠上飯錢。算上順馳太陽城，我們已經是干第三個了，到現在早就干完的順馳天津河西半島豪庭和寧河縣工程都還欠我們工錢呢。”山東籍農民工郝某告訴記者。

　　“不給工錢，你們可以找政府主管部門，還可以找當地的勞動部門，實在不行可以到法院起訴！”記者說。

　　“唉，我們墊不起資，大的承包商也不會直接雇我們，雇我們的都是包工頭。工錢早被層層剝皮了。包工頭不跟我們簽合同，有活干就不錯了。包工頭墊得起資，我們的工錢還有保證。包工頭墊不起資，就會被他的上家炒掉。包工頭拿不到上家的錢，就沒有錢給農民工。找到政府部門，他們說：既然你們知道包工頭沒錢還跟他們干，我們也沒辦法。于是讓我們去法院。我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沒有合同，不懂法律，包工頭再跑了，您說我們怎么辦？農民工太苦了，沒人幫我們。遇到這種情況，農民工人少時，只能自認倒霉;人多時，集體圍住包工頭不讓他走，實在無奈就打110報警。沒有背景的承包商怕出事當時就會把欠我們的工錢結了。遇到有背景的開發商和承包商，別說攔包工頭，就是打110也沒用。”郝某無奈地說。

　　漫漫維權路

　　簡陋而炎熱的工棚，兩張簡單的架子床，而向光輝和他的妻子卻不知道自己還要在這里待多久。

　　出事后的日子里，妻子辭掉了在廣東的工作過來照顧他，拿來的錢早就花光了，夫妻2人每天的菜主要就是土豆，而買這些菜的錢，也是弟弟給他們的。

　　向光輝告訴記者，他也想到過離開，但是如果離開后，這件事情就可能沒個說法。因此他只能先在這里棲身，希望有關部門能出面解決這件事情，讓他早日回到家鄉。

　　“我很想回家，見見自己的父母和兒子，但是現在這個樣子，哪里有臉回家，兒子見了我的樣子還敢認我嗎？”想到自己的尷尬處境，一向樂觀的向光輝突然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哭出聲來。

　　看著攤在紙上大小不一的殘缺顱骨和業已入住或正在施工的順馳太陽城商品房，記者迷惑了，難道都市化的建設進程中非要見民工的血淚？到底誰應當對向光輝的傷殘負責任？

　　向光輝告訴記者：“安兆聯盟已經聯合安諦律師事務所派律師免費給我們提供民事賠償法律援助。如果事情還是沒有進展，我也許會選擇訴訟。”

　　就在離開時，記者表示想摸一下向光輝的頭，他微笑著答應了，手指觸到頭皮感覺空而軟。向光輝告訴記者，沒了骨頭就那樣了，一到陰天頭就疼。現在每次出去他都戴個帽子，否則路人就會投來異樣的目光，甚至有小孩圍追觀看。

　　截至發稿時，安諦律師事務所對向光輝的法律援助尚在進行中，事件進展如何，本刊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