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點，趙剛和我準備去吃今天的第一頓飯。

　　霾天壓在頭頂，讓人失去說話的欲望，向著離小區五百米開外的飯館，我們無聲，并排走。

　　站在十字路口，我決定率先打破沉默：“還吃那家包子么?”話剛溜出嘴邊，趙剛突然接起電話，破口大罵：“一會兒一會兒幾個一會兒了?拿我話當放屁是吧!行，你等著，我讓你過個好年，讓你爸你媽你姐都過個好年!”可能是冷，或者氣得厲害，他的手微微顫抖。

　　我知道，趙剛又在“加班”了。

　　放下電話，他立刻恢復正常，“還吃那家唄，吃完網吧擼起來啊，大哥帶你飛。”

　　對趙剛這樣的催收專員來說，“迅速醞釀憤怒”和“撂狠話”是基本的職業素養，從行業新人到公司的業績翹楚，除了憑借聰明、勤奮和運氣之外，還依靠他簡歷上難以具細的“社會經驗”。

　　一

　　2016年10月9號，趙剛接到海投后的第一個面試，約定時間為次日上午十點。

　　習慣了晝夜顛倒的作息，到了面試時間趙剛并沒有起床。電話再次打來，他用含混不清的聲音和人事商量，將面試推到第二天下午一點半。

　　面試當天中午，他去廁所洗了頭，穿好衣服，然后點了根煙，朝十里河地鐵站走去，沒有吃飯。

　　歷經十一站地鐵和兩次換乘，準備出站時，趙剛摸了摸兜，卻發現公交卡不見了，也沒帶現金。接著，腦海里立刻閃現出一個念頭——回去算了。他轉身撥通人事的號碼，想把面試再推一天。

　　“你找人換點現金補票就好了啊。”人事納悶。

　　寫字樓電梯里，鏡面反射出趙剛的全貌，一米七五的身高，圓寸頭型，黑色夾克套在消瘦的上身，和腳下黑色Vans板鞋之間，隔著一條天藍色牛仔褲。他雙唇緊閉，手里空空。

　　穿過工作區走進總監辦公室。兩米多長的棕色實木辦工桌橫在眼前，上面擺著一臺蘋果筆記本和一臺普通臺式機，幾疊文件夾摞在一本管理類書籍上。

　　“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吧。”總監三十出頭，皮膚有些黑，藍色襯衫掖在黑色西褲里，由于身材矮小，整個人像是嵌在真皮坐椅中。

　　“我來自黑龍江佳木斯，2014年畢業于哈爾濱XX金融學院，在老家的理財公司干了一年銷售經理，覺得沒什么發展，就去了上海。”趙剛喃喃敘述道。

　　“為什么沒留在上海而選擇來北京?”總監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主要是性格什么的不適合上海，融不進去。”

　　“雖然沒賺到什么錢，又拉了一屁股饑荒。但男的得要點臉，不能就這么回去是吧。”他又以自嘲口吻補充道。

　　聽到這，總監第一次露出禮貌性的微笑。

　　出于�？茖W歷的限制，趙剛只投了“風控”和“催收”兩個崗位，他覺得至少能跟自己所學的“金融管理”沾點邊。而對具體工作內容的了解，僅限于招聘網站上“負責逾期賬戶催收，及時掌握客戶欠款情況，降低壞賬率”等粗略的介紹。

　　畢業兩年多，趙剛從沒怵過任何面試，談到談薪資待遇時，才因為心里發虛沉默了片刻——他不知道這個行業的普遍報酬是多少，也很清楚自己在這份工作上沒有半點經驗。

　　猶豫幾秒鐘后，他給出的答案是六千元。

　　這個數報出來，總監第二次笑了。他決定再給趙剛一次機會，“對自己的期望得提高一點。”這讓趙剛不知所措，他將目光從桌邊移到手上，一咬牙一跺腳，說：“那……七千元吧。”

　　總監隨手拿出本子算了一下，然后告訴趙剛，只要肯努力，每月八千元不是問題。對此趙剛的第一反應是，又一個“畫餅”的。

　　二

　　當天入職的三名新人里，只有趙剛沒有催收經驗。一個南方口音的主管挑完人，用極其挑釁的口吻把趙剛轟到了另一個主管那邊：“你不是喜歡白板嗎?快，這個給你組。”因此，趙剛憤憤地瞪了好一會。

　　和多數電話客服的工作環境相似，擋板和玻璃將兩排桌子切割成見方的工位，所有工作都通過電腦和座機電話進行。

　　19寸黑框戴爾顯示屏上，除了裝機自帶的圖標，還有一個叫“飛秋”的聊天軟件，這是他們對接工作的主要工具，只能用于局域網。

　　主管用“飛秋”發給趙剛一組賬密和一個Excel表格。作為新人，他第一天的任務就是“熟悉熟悉內部的貸后系統，再聽聽別人怎么打電話的”。

　　巨浪般的罵聲早在散會的瞬間滾滾而來。

　　34X170的Excl表格列有“客戶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住址，借款金額，逾期罰息”等諸多繁雜信息，催收員統一將其概括為“案子”。

　　月初案子發下來，170個客戶他們要三天內全部“開完”，然后在“催收記錄”一欄實時更新債務人情況——“父母都知道這件事，想要兩天時間商量解決”，“稱每月都有扣款短信，微信加不上，有點賴”，“不在原廠子工作了，沒有償還能力，盡量想辦法”……10%的接通率讓“拒接”“忙音”“停機”“空號”等字樣占據著“催記”大部分內容。

　　他看著桌面上的電話躍躍欲試，隨后按照表格上的順序撥起號碼。隨著聽筒里傳來的“嘟嘟”聲，他的手心漸漸滲出濕汗。

　　打到第八個號碼時，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接起電話。

　　“我是那個…你是不是那個…欠錢了?”趙剛緊張地說不出話。

　　“我錢都還給門店業務員了，你們自己查去。”男人明顯不耐煩。

　　詢問過主管，這個人的確把欠款還給了當地業務員，但業務員表示手里錢太多，不知道哪份是他的，得讓本人提供還款憑證。

　　又打過去，男人沒有一點配合的意思：“那是你們內部的事，和我沒關系，你少給我打電話。”直接掛了。

　　趙剛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緒，直覺告訴他，這個人已經還款了，沒必要和他發生沖突，如果對方失聯，錢就回不來了。

　　為了要到截圖，他耐著性子跟對方溝通了七八次，如果掛斷就一直打。記憶里這般頻繁的通話，還是一年前跟女友吵架的時候。

　　最后，業務員把錢存進公司賬戶，這筆回款才算是趙剛“撿著了”。

　　三

　　催收員眼中，最難見的當屬“鐵樹開花，老賴還錢”。

　　有一次趙剛撥通一位90年東北人的電話，對方語氣十分蠻橫：“我就不還，能咋地?”

　　起初，趙剛對那些催收手段一無所知，只是笨拙地用事實去理論：“合同上沒寫著沒錢就不用還吧?”他堅定地認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錢拿了，字簽了，就該為此負責。

　　照片上，債務人身材壯實，留著兩側刮平的莫西干，相貌兇狠。幾輪博弈，對方絲毫沒有還錢的想法，一口咬定“沒錢，沒工作，還不起。”

　　出于“核資”流程，趙剛隨口念出他身份證上的住址，問：“你家是住這嗎?”

　　“你問我家干啥?”

　　這時趙剛隱約感到對方展露出慌張。他想，欠錢的人本身理虧，如果突然被問家住哪，換做誰都不免心里發毛。于是順勢威脅道：“不行就去找你，看看到底有沒有錢。”

　　“我不住了。”對方立刻掛了電話。

　　話說一半被掛掉使得趙剛怒火中燒，即便工作很久之后，他依舊很厭惡這種感受。再回過去，他變得格外強硬：“我話說完了嗎?誰讓你掛電話的!是不是給你臉了?”當時趙剛并不知道，自己這句話會在未來一年工作中，重復不下千遍。

　　對方態度直接軟了下來：“哥，和你說實話吧，這錢是中介幫我借的。他拿了兩萬元，我拿了一萬元，只留了我的電話和身份證，剩下的信息都是包裝的，說一分錢不用我還。”

　　“天上掉餡餅能砸你腦袋上?”趙剛覺得他年齡和自己相仿，又是被別人所騙，不由進行一番說教。但依舊不忘施壓：“找不著你，我也有得是辦法找你父母。”對方這才終于有還款跡象后，他迅速調轉座椅，滑到身后主管旁邊，詢問具體結清的金額。

　　“可以啊，小伙。”同來自黑龍江的主管笑呵呵地贊揚趙剛。

　　等金額算好，趙剛迫不及待地給剛才的90后東北小伙回撥過去。債務人在第三次通話中表示：父母都是“村里的”，一次拿不出那么多，想講講價。雖然不清楚這樣是否合理，本著按規定辦事的原則，趙剛還是答應“可以問問領導。”

　　“能減免一千元，不用走郵件。”主管很快給出答案。

　　趙剛怕對方看出自己的急切，反而占據主動，故意拖了五分鐘才把電話回過去。這五分鐘里，他一直盯著屏幕上的時間，什么也沒干。

　　放下電話，他才注意到一張碩大的臉正注視著自己，“牛啊!”隨著王巖一聲驚嘆，另一端工位上的徐磊也湊了過來。此時趙剛心里涌動著一股被認可的喜悅。

　　四

　　十一月末，趙剛第一次看見自己整月的工資，9900元。他回想在上海的半年，加起來還沒賺到這個數的一半。

　　“來，你看看我的。”王巖緊忙拽趙剛的胳膊。

　　看到王巖工資后，趙剛短暫的愉悅立刻變成了不服，“一樣上班，都八個小時，憑啥他能掙22000元”，他開始思考其中的差別。

　　一個月的案子里，雖然回款客戶高達40戶，跟趙剛承諾還錢的人卻遠不止這些。此前他發現，很多人答應還錢，到了約定時間，又總以各種理由一拖再拖。對于這種情況，趙剛無計可施。

　　他曾問過主管，客戶跳票率太高怎么辦?

　　“干這行得有自己的技能。”趙剛想。

　　一天晚上加班，趙剛無意間聽見同事說，發完“小模板”回錢了。他拿起同事的手機一探究竟，原來所謂的“小模板”，就是一條短信�？赐曛�后，趙剛第一感覺是“沒啥技術含量”，其次是罵得太臟了。他又向其他同事要了幾個，內容全都大同小異，無非是表達“債務人欠錢了”。

　　這種東西直接發給別人的親戚，朋友和同事，趙剛實在過不去心里的坎。于是他在不影響整體效果的前提下，做了一番刪改，“至少看著不會頭皮發麻。”

　　要到“小軟件”那會兒，趙剛親自把玩了幾次。只要把電話號輸入進網頁，按下“開始”，隨著紅色“正在轟炸中”字樣顯現出來，對方的手機將以每分鐘上百條的頻率接收到各種驗證短信。除非關機，或者拔SM卡。這個簡潔的程序每年向使用者收費149元。事實證明，在債務人拒接電話，也找不到他們的聯系人時，“上小軟件”是奏效的。

　　入職半年，趙剛渾身解數都基于自行摸索出的一套“痛點”法門。歲月靜好的核實信息并不會降低老賴們的跳票率，因此，他必須在電話背后扮演各種狠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刺激債務人最敏感的那條神經。

　　寧波做水產生意的客戶趙剛整整跟了一個月。起初，對方承諾賣了車馬上還錢，當天便把這輛本田凌渡寶石藍，以十一萬元的價格掛在網上，主動給趙剛看。

　　左拖右拖，卻始終以“車沒賣出去”為由讓趙剛再等兩天。

　　“他擺的價比別人高，還堅持說自己車況好，評估值這么多。”趙剛知道他根本沒想賣車。房貸無逾期，有車，做水產生意，怎么可能沒錢?憑經驗推測完，趙剛和他展開激烈的對罵，不解氣，又打電話罵他老婆，皆無果。

　　一籌莫展之際，趙剛從債務人朋友圈翻出一張女孩的照片，看上去大概有五六歲。電話馬上打過去：“你姑娘是不上幼兒園呢?等著，放學我接她。”

　　等電話一遍遍回撥過來，趙剛知道他著急了，故意晾著。之后，無論趙剛怎么罵，對方都再不敢吭聲，只說要還錢。這才把他“干服”。

　　公司給催收員制定了長達一百余條的“催收禁言”。

　　里面明確規定了在催收過程中，不得出現“去死”“腦殘”“把對方比喻成動物”等粗話、臟話、辱罵類歧視、侮辱、挑釁性質禁語，亦不能有明示或暗示將可能威脅到違約借款人或第三方的安全，如“切胳膊斷腿”等惡意話術。同時，禁止他們對特殊客群進行強烈施壓，如語言中涉及其工作領域方面。特殊客群包括傳媒工作者、律師、公檢法人員、高級政府職員等。

　　“我一念，你們一聽，違規就一罰款，嚴重就一開除。”總監在宣導會上例行公事。

　　這種以傳達最新規范為目的的會議，每月有一到兩次。“還誰的錢，多少錢，利息是多少，都不讓說，還得出業績。”多數員工覺得很委屈。面對合規部門的監管，他們像小販躲避城管一樣敵進我退，“嚴的時候就收斂點，盡量不罵人。”

　　在這個趙剛親口說“容易遭報應”的行業里，他一邊竭力將回款拋過績效的提點，一邊暗自托住那條搖搖欲墜的道德底線。

　　五

　　趙剛從沒想過，自己還會因為幫債務人少還錢，去做“偽證”。

　　2017年7月1號，這個五十多歲的父親接起電話時具體是幾點，趙剛已經記不清了。通常只有出去抽煙或上廁所的時候，他才會注意到時間。

　　“不可能，我兒子不是欠錢的人。”老頭雖不知情，卻很堅定。

　　按照“開案流程”，第一輪趙剛會給所有債務人本人打電話，第二輪是失聯客戶留的聯系人。很多父母開始都不相信，自己孩子會在小貸公司借錢。

　　“你能找到你兒子嗎?”趙剛問。

　　老頭沒有推諉，表示能找到，只是兒子現在還不能說話。“出車禍了，在醫院躺著，一直沒醒。”老頭的語氣很平靜。

　　“你兒子死沒死呢?”長期跟老賴打交道，趙剛本能得認為對方是在撒謊。

　　債務人二十多歲，在一家公司做商務類職務，一個項目上貸款幫公司墊了錢。之后卻被告知，公司虧損嚴重，工資發不出來，只有另一家公司還了錢，墊的那份才能拿回來。于是他放下本職工作，整天去給公司要賬，就是在討債的路上出了車禍。住院一個多星期，由于頭部受到創傷，命救了回來，人一直沒醒。

　　“連哪家醫院都告訴我了，如果是假的，肯定說不出那么多細節。”確定老頭說的都是實情后，趙剛開始擔心，就算自己不催這個案子，下個月到別人手里，父子一樣躲不過去。

　　趙剛問老頭會用微信嗎?

　　“會，就是用得不溜。”

　　看到合同和身份證截圖，老頭不得不承認眼前的事實。“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老實人，欠了錢一定得還。”他誠懇地保證。

　　債務人逾期時間過長，貸款合同已經終止，剩下的錢必須要一次結清。聽到三萬一千元的數目，老頭著實發了愁：“兒子醫藥費開銷很大，家境也不富裕，真的沒法一次拿出這么多。”

　　“給你幾天時間先把違約金堵上，剩下的(我們)再想辦法。”面對這樣的人生慘劇，即便是要賬，趙剛也很難無視惻隱之心。

　　兩天后，趙剛在電話里一步步指導老頭，如何用ATM機進行無卡存款。耗費兩個小時，收到憑條，他的心里才踏實些。還上這八千元，債務人就可以轉成正常(非逾期)戶，罰息便不會繼續增長。

　　趙剛向主管說明這個案子比較特殊，試圖爭取最大力度的減免。主管掃了一眼：“也就能減三千四千元吧。”趙剛覺得不夠，利用午休時間，仔細研究起老頭的賬目。

　　第二天老頭打來電話，說門店業務員讓他按月還款。趙剛一下火了：“我是不是慣著你了，你要是不結清，我怎么給你減免!”

　　變成正常戶以后，按月還款門店會有提成。雖然債務人的壓力小了，但八千元的違約金也會充進賬里一分拿不回來。

　　“不用聽他的，誰說的你讓他給我打電話，看我罵不罵他。”

　　一周時間里，趙剛只要有空就調出借款詳情，一點一點把債務人此前的罰息從月還中摳出來，盡量讓結清金額降到最低。

　　第二次還款前，老頭告訴趙剛：“兒子醒了，但還是說不了話，也不認人。”話說到一半，五十多歲的父親開始哽咽。為了幫兒子還錢和治病，老頭不在醫院，就在借錢的路上，一個星期，已經跟親戚朋友借了五萬多元。

　　“孩子醒了，最起碼安全了，他那么年輕，肯定恢復得快。”趙剛不斷安慰他。

　　下午三點，第二個八千元的憑條如約而至。那時趙剛已經把老頭的減免金額算好，他急迫地告訴老頭，只要再還七千元就可以結清了。而這七千元的還款期限，兩人卻始終定不下來。因為兒子的醫藥費馬上要用完了。

　　如果案子到月底不能處理完，所有的努力都會功虧一簣。趙剛實話告訴老頭：“你不清楚怎么回事，我確實在幫你，過了月底，就不是這個數了。”

　　三天后，老頭真的把憑條發了過來。

　　以趙剛的算法，老頭目前還上的數目是可以結清的。他決定直接越級去找總監。

　　“華哥，我有點事，你看這個案子，兩萬三千元能結嗎?”

　　“結不了啊，原本是三萬一千元，你這連服務費都減了。”

　　趙剛把實情向總監復述一遍，表明對方實在沒有能力原款償還�？偙O這才松了口：“那得讓他提供住院證明。”他一口替老頭答應下來。

　　沒成想，債務人在醫院的花銷全是老頭劃卡支付的，沒有收據。兒子尚未出院，院方也無法提供住院證明。老頭只好在紙上寫了一段兒子住院的話，去找大夫蓋章，大夫沒有同意。

　　按照規定，多家欠款證明一樣可以作為減免的憑據。趙剛冥思苦想，幫老頭出了個主意：寫一張假借條，按上手印，拍張照片發過來。走廊里，他對著手機小聲囑咐：“別和任何人說這件事，之后咱倆誰也不認識誰。”

　　欠條一發過來，趙剛懵了，“一萬元錢?你也太老實了吧。”

　　他從桌上拿出紙筆，偷偷偽造了一張五萬元的欠條，寫上債務人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手印。過程中，趙剛從沒顧忌過，如果被發現會對自己造成多大的后果。

　　他把照片附在減免郵件里發出去，立刻刪除了老頭的微信。

　　六

　　趙剛自始至終都沒覺得自己和同事是一類人。

　　他喜歡打籃球、追綜藝、刷抖音、看電影，在同事中，卻很難找到相同的趣味。

　　對趙剛來說，和同事最大的差別，則在于他們真的把“要賬”當成一份心安理得的職業。

　　2017年九月中旬的一天，趙剛吃完午飯，突然想起很久沒和母親聯系，電話打過去，關機。下午，他趁出去抽煙又打了一次，還是關機。繼而心生不詳。

　　五十五歲仍在做木匠活計的父親接起電話時，正在給客戶家里裝修，他告訴趙剛：“你媽去醫院檢查了，最近老說難受。”

　　父親平時大大咧咧，而這次，卻把母親進醫院，拍片子、取片子的時間，記得清清楚楚。趙剛心頭一緊，追問下去才知道，母親已經從原來的一百二十斤，瘦到了九十多斤。

　　回到工位不久，母親的電話終于打通：“沒啥事，大夫說是膽結石，脾囊腫，讓我每月去檢查一次。”

　　“那就每月去查一次吧。”

　　放下電話，趙剛再無心工作，很快陷入一陣沉思：“我為什么要來北京?”

　　數月前，趙剛在上月業績清零和本月案子下發前的空檔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累。他無意識的點擊鼠標，想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去“罵人”，不知道這樣重復的意義是什么?仿佛所有的驅動力，僅來自那份和形形色色老賴斗智斗勇得來的薪資。

　　而現在，就算每月一萬元多的收入，也抑制不住他想回家的念頭。既然沒能力把父母接到身邊，“在這耗啥呢?”隨之產生一種近似大學畢業時的迷茫。更多是無力。

　　“我不想干了，挺累，不行就回家考個公務員。”兩天后，趙剛在電話里對母親說。

　　那天趙剛請假沒去上班，掛了母親的電話，每分鐘都是煎熬。隨后，他用微信正式跟主管提出了離職。

　　“病沒那么嚴重你回去干啥?”主管試圖挽留。

　　“我回去陪著。”

　　做這個決定前，他經歷了無數次掙扎——如果回老家，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以他的應試能力，考上公務員絕非一件容易事。而平均每月兩三千元的收入，根本無法滿足他現有的消費習慣。

　　次日，總監辦公室里，趙剛坐在當初面試的位置，跟總監協商起離職的期限。“月末我等不了，越快越好。”鑒于要給總監留出準備時間，他同意再待最后一周。

　　從主管手里接過離職報告，他在“離職原因”一欄中寫上：個人原因，回家發展。找各部門領導簽字的途中，想到即將離開這個熟悉的環境，他的腳步卻愈加沉重起來。

　　閑暇時，他在內部系統翻出以往的工資條，把所有金額加了一遍。

　　一年當中，趙剛還完自己的債務，又先后給家里匯了三次錢。第一次是幫母親還賬，后兩次是補貼家里蓋房子所用的花銷，共兩萬七千元。家里人都知道趙剛在北京每月能掙一萬多元，從不清楚他具體的工作性質。

　　種種跡象表明，持續的壓力不斷撕扯著趙剛的生活。

　　工作日里，幾次我在晚上九點多走進趙剛的小屋，發現他已經不知不覺睡著了。筆記本上的游戲還在副本中，因為掛機時間過長，被踢出了隊伍。半夜十二點左右，他又醒來，有時去樓下吃關東煮，有時躺在床上追美劇。凌晨三點，房間里便傳來跟債務人的罵聲。

　　“我在夢里都在要錢。”

　　低質量的睡眠漸漸讓趙剛的身體出現了狀況。一次剪頭，理發師剪到一半突然一驚：“哥們兒你這頭上都禿了啊!”趙剛對著鏡子扒了幾下，看見自己頭頂已經有五六塊雞蛋大小的地方沒了頭發。

　　看完中醫，他開始每天睡前用保溫杯沖免煎的藥包喝，“社保卡真頂不少事呢，要不這點藥我得花一千多元。”

　　七

　　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趙剛和總監喝完酒，決定回公司再看一眼。過了馬路，走進辦公樓，當辦公區的燈打開的瞬間，眼前的場景恍如隔世。

　　“我那電腦比別人的快，座椅也和他們的不一樣”，隨后他看見，工位上方的工牌已經換了名字。

　　半年后，趙剛再次回京。他租下了一間月租三千元的房子，對著主臥里的衛生間里，他興奮地用手向我比劃著：“你看這廁所，和我之前住那屋差不多大。”

　　母親病情好轉，考公務員失敗，趙剛想繼續在大城市尋找可能。

　　眼前，他不得不為昂貴的房租盡快找到工作。因為缺少其他經驗，兩周海投，他又返聘回原公司，重操舊業。

　　隨著國家對小額貸款公司合規催收的監管愈加嚴格，“小模板”早已被部門禁用。主管也時常如是訓斥：“告訴你多少遍了，不要赤裸裸地罵人，你可以侮辱他。”看見所剩不多的老同事和陌生的新同事，趙剛怎么也提不起原來的勁頭，索性“佛系催收”。

　　“你覺得咱們這行有啥發展?”趙剛在飯桌上問。

　　“覺得掙不到錢了，就去找別的類似的公司，把黑頭發熬成白頭發。”三十出頭的同事迅速夾著鍋里的魚。

　　對于家里的朋友，有天趙剛拿著手機對我說：“他們平時發這玩意是真low。”朋友圈上是一張冰紅茶的照片，文字寫著：沒事喝點這個也挺好。

　　此時，趙剛坐在正午酒館，攪拌著手里的龍舌蘭日出。雖然對面坐著他認識十幾年的發小，由于第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他的神態緊張而嚴肅。當我問到“為什么又回來干這行”時，背景中響起李志的《春末的南方城市》，歌中唱道：“人們重復著重復著重復著重復著重復，這讓人心慌，這讓人心慌……”

　　“我想去報個自考本科。”趙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