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鋼貿危機初起時期，長三角一帶的銀行對鋼貿授信不斷收口，而基層需要完成的中小企業貸款指標卻節節攀高，銀行基層工作人員對舊有貸款模式的路徑依賴，曾一度讓和鋼貿貸款模式趨同的木材貿易等行業成為一些銀行拉升業務量的“香餑餑”。但到了“后鋼貿危機時代”，銀行對于福建籍貿易商整體的“神經過敏”，以及對鋼貿借殼融資、舊有聯互保模式存在隱患的擔憂，讓木材貿易行業的日子越過越緊。

    “今年我們的日子不好過。”位于上海市郊的一家木材貿易市場經理陳某對《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無奈擺擺手，“銀行態度明顯變了，貸款越來越難。”

    陳某對銀行授信態度的猜測得到了印證。本報從數家銀行內部獲悉，“木材貿易”自今年上半年開始就陸續登上了部分中小銀行的風控預警行業名單，一起上榜的還有石材貿易，個別銀行還預警了本地的水產、茶葉、酒品貿易等行業。

    “燙手山芋”

    某城商行支行行長告訴本報，他所在的銀行指令是“木材、石材不得準入”。但為了不重蹈鋼貿崩盤的覆轍，對于存量貸款，銀行間已有默契，并沒有急劇收貸。

    至于銀行為何開始防控木材貿易行業，福建籍、資金出離主業、鋼貿借殼融資、和鋼貿一樣的互聯保模式，是本報從銀行評審部門聽聞的關鍵詞。

    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長告訴本報，“三材貿易”(鋼材、木材、石材)本有接近性，因此木材貿易也染上了污名，成了銀行的“燙手山芋”。

    在一家擅長中小業務的股份制銀行資深業務經理看來，原木貿易貸款首要的風險是“過度融資”，而套出的貸款資金往往被用于主業以外的房地產投資或高利貸拆借。

    這名服務福建莆田原木貿易商客戶多年的業務經理說：“貿易商進口木材一般都通過國有貿易公司代開信用證，貿易商實際只需支付保證金，但貿易商在銀行的信用貸款會以進貨總額進行授信。”

    該業務經理舉例稱，一批貿易商如果一起進口1億元貨物，通過國有貿易公司，其只需支付10%保證金，即實際資金需求1000萬，但在銀行，貿易商則以實際進貨需求為依據，貸款1億，這其中相當于套出9000萬資金。

    “多套出的錢可以部分拿來再做保證金進貨，然后再在銀行融資，相當于再放大杠桿，也可以做主業以外的風險投資。如果滾動進行這樣的貸款，就相當于長期占用了一筆資金。”上述業務經理說，這種“主業以外的風險投資”標的多為房地產，或是行業間均價“月息三分”的高利貸。而這在木材貿易行業內，甚至相關銀行人士間，已經不是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據上述業務經理稱，滬上個別銀行其實還保守著一個秘密：去年，曾有莆田木材貿易商部分套用銀行信貸資金向浙江臺州某房地產項目投資了四五億，后因項目問題數億資金有去無回，投資人變成了“小股東”。但此案例的處理結果如同2010年底的鋼貿“宏冶”事件，投資人變賣其余資產，并在同鄉間籌資，依靠“家丑不外揚”的閩商群體力量吃進所有壞賬，填平銀行貸款。

    但該業務人士仍覺心有余悸：“如果事情發生在今年，行業資金面已經很緊，恐怕壞賬就無法填平了。”

  “原罪”

    除了上述問題，木材貿易本身藏有的“原罪”也使銀行日漸警惕，而鋼貿崩盤則使這些“貓膩”一一曝光。其中，最引銀行關注的便是關聯方的聯保互保和銷售上的做大賬目。

    據上述業務經理稱，在木材貿易的各種擔保行為中，往往出現業主之間互相擔保、互通資金；融資方、擔保方、交易方之間有著內部關聯。更有甚者，數家互聯保企業可能出自一個實際控制人。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整個“三材”貿易行業的“食物鏈”里還養活了虛假注冊公司“一條龍”服務機構。當銀行逐漸發現其中問題并對聯保企業的經營年份和營業資質有一定要求后，“一條龍”服務機構開始了養“殼公司”的新業務。

    “與他們依托地緣優勢形成的‘自己人’關系不同，貸款銀行間是競爭對手關系，缺少通氣機制，難以看清這個資金暗箱。”有銀行人士告訴本報。

    此外，為了“配合”不少銀行開發的“客戶打分機制”，部分木材貿易企業的銷售合同存在一定水分；甚至于有關聯公司之間自體走賬，以形成足額銷售量，匹配銀行的貸審要求。

    事實上，木材貿易商靠銀行融資做大家業的思路打開得比較晚。“近幾年，一批原木商看到同來自福建的周寧人(鋼貿商多為福建寧德周寧地區人士)靠融資迅速發家，才開始模仿這套做法。”上述業務經理稱，3年前，他所在的股份制銀行對木材貿易的貸款的最寬松極限是“房產抵押放大1：1來做”，近年來原木貿易商開始搞各種協會、聯保群，使得貿易融資和依托擔保的經營性貸款越放越多。

    除了融資方面的風險，該業務經理表示，木材貿易貸款的風險還在于木材進口周期中的價格波動風險。“每一立方米木材進口價格依據品種不同約800元到1500元，進口運輸過程的漲跌幅度本身不大，最厲害不過相差100元。但由于依托國企開信用證的保證金只需10%，相當于運用9倍杠桿。這樣一來價格波動風險就被放大，融資過度造成貿易商對貨物把控力度不夠。”

    鋼貿危機“后遺癥”

    木材貿易貸款遭收緊可算是鋼貿危機“后遺癥”的表現之一。其實，鋼貿危機“后遺癥”還表現在福建籍商貿群體在長三角一帶遭遇了貸款難。

    上述城商行支行長稱：“銀行放貸是走‘征信邏輯’的，在這個邏輯里，‘福建籍’被打問號了。”

    對此，本報也陸續從在滬各行業的閩商處聽聞，拿著福建籍身份證去銀行貸款難度有所增加，爭取信用卡額度則更困難，甚至有些銀行直接拒絕福建部分地區人士申辦信用卡。

    上海市福建商會副秘書長林塵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敢說全部，但至少三分之一的福建人受到影響，受影響最大的還是在滬閩商，在上海經營的傳統行業在信貸方面也受到重創。”

    鋼貿危機另一個“后遺癥”是一小部分鋼貿老板在資金鏈從緊初期轉戰木材貿易，或是從木材貿易商處高息借款。“有老公婆(夫妻倆)一個做鋼材，一個做木材，結果做鋼材的出了問題把做木材的拖下水。”前述木材市場陳經理稱。

    據介紹，在“三材”貿易行業里，購買一家“殼公司”的價格大約是注冊資本的1%。陳經理說，鋼貿商轉做木材貿易，“只要找一個征信記錄沒問題的朋友代持，買好公司做大流水，中間穿插一些真實貿易，半年后就可以開始去銀行融資”。

    不過，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長卻表示，鋼貿借殼的現象并不普遍，且都發生在鋼貿危機早期。危機后期，各銀行風控趨嚴，木材貿易行業新申請貸款幾乎都要不動產抵押，光靠“殼公司”已難鉆空子。

    值得注意的是，本報另從鋼貿業內獲悉，有一種情況是銀行基層工作人員“建議”鋼貿商借殼其他貿易行業融資，以便續貸能夠順利通過評審部門，且降低全行“鋼貿貸款余額”。在此情況下，即使是“殼公司”，基層銀行也愿意配合申請貸款。

    銀行“變臉”

    上述木材市場陳經理告訴本報，銀行對于木材貿易的態度并非一貫如此。2011年底開始，雖然當時市場上資金面并不寬松，但幾家合作銀行對他的市場很是“關照”。

    據其稱，曾有一家股份制銀行客戶經理屢次登門拜訪，請他和貿易商戶們“幫忙多貸點款”。相熟的一名支行行長曾向他訴苦，稱當經濟下行，且在對鋼貿授信不斷收口的情況下，該行的中小業務貸款指標卻比上年完成量再升兩成。

    放量上升的指標之下，部分銀行似乎并未建設好貸款健康放量上升的機制。上海鋼貿貸款在中小銀行有較高集中度，在2011年，有4家銀行相關貸款余額超過五分之一，7家銀行的相關銀票占比過半。當這部分貸款被壓縮，要到哪里去尋找可承接大量授信額度的“出口”？

    在指標驅動下，銀行基層工作人員難免有著路徑依賴。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長告訴本報，開發新行業、新的貸款模式，或是真正沉下心來一筆一筆做小微，都需要大量時間，勢必會導致各時點業務量無法達標，通不過考核。因此，和鋼貿貸款模式趨同的木材貿易貸款，曾是個別銀行的“香餑餑”。

    “市場擔保、聯互保模式可以讓銀行貸款一放就放一批，一個木材貿易群體就是1個億的貸款量；貿易融資又可以拉升銀票、信用證等高收益業務；貿易商自己有商鋪、房產，抵押融資最沒風險、最易審批。”該支行長說。

    而據陳經理木材貿易市場中一家商戶介紹，某股份制銀行有一項貸款模式，即發放一筆普通流動貸款后，要求客戶把資金全部存入銀行作為保證金，并開具全額保證金承兌匯票。在這個模式中，企業實際只獲取一筆貸款，卻在銀行獲得了兩次授信。

    業內有一種說法稱，在2008、2009年銀行對鋼貿商熱情的授信之后，手頭寬裕的鋼貿商在實體貿易中用不了這么多錢，便逐漸開始大舉進入房地產、高利貸、期貨市場。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長表示，與之相仿，去年上半年對一些非鋼材類貿易行業的授信小高潮，或許也會帶來類似的風險積聚。#p#副標題#e#

    融資的“載舟”與“覆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對于“三材”(鋼材、木材、石材)貿易而言，這個行業的盛衰轉換僅僅用了3年。

    2010年，張行長以地區優秀支行長的身份，參加其所在的股份制銀行全國大會，并介紹如何帶領支行做大存貸款業務。其中，廠商銀模式、聯互保和市場擔保機制、單一客戶綜合業務的開拓(借貸搭售)，尤其是他如數家珍的業務秘籍。

    2010年，“三材”貿易商李某把業務從上海延伸到江蘇常州，圈下一塊地，從老家再邀一批同鄉到新設的市場當商戶。“來了就能融資百萬，明年過年就能把好車開回家。”他當時游說同鄉說。

    2010年，“一張3522開頭的身份證(福建寧德籍——長三角鋼貿商多來自此地)在市場上的叫價可以達到30萬。”上述張行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因為只要有這樣一張身份證，就可以從銀行貸款數百萬元。

    2010年，不少銀行在“三材”貿易商聚集地新設支行，以便對接更多業務。異地來滬城商行暗地師從幾家對“三材”貿易融資量大的股份制銀行開拓相關業務，或是從這些銀行挖走業務骨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迅速擴大業務量，不落同業之后。

    2010年，木材貿易商陳某坐不住了。在他看來，木材貿易商的“家底”本厚于鋼貿商，而后者的家業發展卻更快，“身家上億的越來越多”。漸漸的，他們發現了靠銀行融資發家的秘訣。

    2013年，張行長疲于“不良率”保衛戰，以公職身份親自替貸款客戶尋找“過橋”資金，一邊求客戶簽訂續貸協議，一邊斡旋分行貸審放行。

    2013年，李某的名字屢次出現在法院的開庭公告上。他與妻子離婚，以求債務盡量不累及家庭。他從出門有數輛豪車可選，到如今靠借朋友的車充場面；他從一年前每天打數通電話給債務人逼債，并接數通電話被債權人討債，到如今電話已經不那么頻繁響起。他暗自希望銀行能夠清算其債務讓他的負債總額不要再上升，可銀行卻反而要求其配合續貸。他至今咬定自己投出的錢都有賬可查，因此害了他的是銀行的急劇收貸，尚不明白原來“挪用信貸資金”是一件錯事。

    2013年，一張3522開頭的身份證要新辦信用卡都已經困難。上海的五角豐達、新江灣城這些聚集了鋼貿商投資客的樓盤，因被急拋而形成了同區域同類地產中的價格洼地。木材貿易商陳某則在銀行的“變臉”后，開始意識到資金鏈斷裂的風險逼近。

    融資 融資！再融資！

    在經濟的上行周期里，融資能“撐死膽大的”；錢，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錢。不可否認，在實業和實際的貨物運轉里，有錢就能擴大貿易量，賺取更多的貨物進出差價；有錢還能爭取到別人做不了的下游：為其墊資、先行鋪貨。用木材貿易商陳某的話說：“就靠木材這塊，一年賺個百來萬問題不大。”

    但在非實體部分，錢生錢的效率往往更快。“‘三材’貿易的同業間拆借，行業‘基準利率’是月息3分，如果把錢投向房地產，前幾年的收益還不止這些，杠桿越大賺得越多。”《主文》中某擅長中小業務的股份制銀行一支行資深業務經理告訴本報，就算從銀行融資的“綜合成本”達到年化20%，在市場泡沫積聚的那幾年，借款者也穩賺不賠。

    “前提是，他們每年都可以融到相當數額或是更多的資金。”該業務經理補充道。

    這里的邏輯其實明了：當實體貿易所帶來的利潤增長遠遠不及拆借放息或固定資產投資，當以貿易行為搭建的“融資平臺”輕易得到了遠遠大于貿易發展所需的資金，當閩籍也包括部分浙江籍貿易商血液里天生有著逐利的敏銳性、賭性，以及依托地緣的同鄉抱團“一起做大”特性，實業的“空心化”發生，發達的金融就成了“升降梯”——無論是向上，或是向下。

    而“發達的金融”或許還體現于此——曾有“三材”貿易商告訴本報，他除了經營貿易本業，還投資并部分負責一家小貸公司業務，其群體擁有多家融資性擔保公司；他的子女進入了和他的公司有業務關系的銀行工作，他的親戚還“經營著民間票據業務”(進行“光票貼現”的地下票據經紀業務)。

    “他倒票據賺得一點不比我少，銀行把流貸(流動貸款)做成承兌匯票，我們全靠他變現。”該貿易商說。

    風險

    資金短缺與資金過剩，哪個帶來了風險？

    “如果一個企業發展、實體運作需要資金，銀行要給到位，有時候資金只差一口氣，整個業務就崩盤；如果一個企業已經有足夠主業運營的資金，但銀行對其過度授信，多家銀行對其交叉重復授信，那這個企業也在積聚風險。”有銀行業資深人士表達了這一觀點。

    “2011年之前，我們希望貿易商多貸款，很多找到投資渠道的貿易商欣然接受，但會有一批老板反問我們，為什么要貸那么多用不掉的款，還要給銀行付利息。”張行長說，現在回頭想來，后一種老板容易平穩度過危機，或在此之前就全身而退。

    值得玩味的是，張行長還向本報提起過一個類似于“勞倫斯魔咒”的判斷。

    “你有沒有注意過，從前上海鋼貿商的豪車大多是‘滬J’、‘滬K’牌照？那些牌號基本是2009年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派發的，到鋼貿危機的2012年，正好是2~3年，相當于蓋一幢大樓的時間。”張行長如是發問。而“勞倫斯魔咒”認為，摩天大樓立頂之時，就是經濟衰退之時。

    或與經濟周期相關的一則信息是：上海機動車牌號從“滬H”進展到“滬J”用了約一年時間，而從“滬J”至“滬K”只需半年。

    如果張行長的上述判斷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那或許是：一個領域的經濟金融過熱，往往會釀造風險。

  火上澆油

    既知有風險，為何還要給貿易商授信？本報從張行長和上述對接木材貿易客戶的資深業務經理處了解了以下幾點心態。

    首先是績效薪酬機制促動下的“從眾心態”，因為“所有銀行都在爭取這批客戶”。張行長并不否認，在2010年，他的支行成為了“明星支行”，他和行里的業務員薪酬“讓其他支行羨慕”。

    同時，批發零售類、貿易類客戶又往往是“資本利潤率”指標最高的客戶。除了貸款利率上浮，借貸搭售各種銀行產品，有貸款回存或幫助支行沖量要求，或是開具高比例保證金的銀票，在當時的銀行業內并不是秘密。而這些“業務”所帶來的利潤指標拉升，對一家支行的考評至關重要。

    其次是“越多銀行放款的企業貸款越安全”的思維模式作怪。作為最早接觸到貿易行業的銀行之一，張行長認為他挑選的客戶都是行業里“前30%”的優質客戶。一來，后面跟進的銀行會繼續搶奪其客戶，由此反而確保其客戶有足夠的現金流償還該銀行貸款；二來，即便行業有整體風險，也將從那些較小較差的企業開始壞賬。張行長曾篤信，要是一個行業后70%的客戶都壞賬了，監管層或銀行一定會聯手救局。

    彼時，張行長或許沒有料到事情的復雜性：銀行在危機初起時曾集體收貸導致火勢迅速蔓延；聯互保模式就像是“連坐制度”，牽扯的債務鏈條并沒有劃出所謂“前30%”的紅線。

    第三點心態，是一種同業間的所謂“道義”。上述資深業務經理表示，如果把其中風險“抖出來”，非但對自己沒有好處，也會壞了同業相同業務圈子某種“一起保守的秘密”。而鑒于明知企業在做著“10鍋9蓋”的資金游戲，他的抽貸會導致服務同一家企業的同業面臨貸款質量壓力。

    本報此前從浙江某地銀行業內聽聞，某股份制銀行在風險上升時期急速收貸，連續造成幾家大中型企業資金鏈緊張，在當地業內，這家銀行被同業列入某種“黑名單”，有該行貸款的企業再找其他銀行貸款就容易碰壁。由此，一些企業也逐漸不敢找這家銀行合作業務。

    第四點心態，是一種“盲目得意”。張行長說，在2011年及之前，他手上貿易商的貸款質量一直非常高，他甚至可以以此向上匯報，來促使上級銀行調整信貸策略。

    他未料到的是，2013年，他的支行從“明星支行”變成了讓分行頭痛的支行。而他所在的銀行和一些銀行同業，低調地將更多信貸資源挪去了戶均200萬~300萬的小微業務，而非在他手里一度火熱的戶均1000萬~2000萬的中小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