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再次把如日中天的蘋果公司與負面新聞纏身的富士康公司的關系展示給了大眾。外表時尚光鮮、炙手可熱的蘋果電腦產品，其背后是中國產業工人極低的勞動工資、帶有環保問題甚至不夠安全的勞動環境。

　　蘋果公司如今正處在頂峰時期，蘋果股票達到每股458.48美元，以4256億美元的市值冠蓋全球。2011年四季度蘋果電腦出貨量超越惠普，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個人電腦生產企業。蘋果當前儲備的現金達980億美元，堪稱富可敵國。蘋果用其精致耐用時尚的高科技產品風靡全球，培養了大批的忠實用戶。

　　相對于蘋果，來自臺灣的富士康簡直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富士康從事的是加工制造業，雇用了近30萬名工人。富士康在大陸的工廠遍布廣東、河北、河南、四川這些人口大省，產業工人大多是來自農村的姑娘小伙子。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在整個世界產業鏈中，蘋果是美國的代表，富士康就是中國的代表。

　　在“果粉”看來，富士康是蘋果的代工工廠。在蘋果把代工費交給富士康之后，富士康的工人跳樓、車間爆炸，跟蘋果能有半毛錢關系嗎？難道企業之間還能有責任連帶關系嗎？那些整天跟在蘋果背后喋喋不休大談什么勞工責任、環保責任的NGO是不是腦子進水了？把蘋果和富士康生拉硬扯到一起，不過是一群不合時宜的人提出的不合時宜的問題罷了。

　　跟谷歌和微軟這種以互聯網和軟件服務為主的企業不同，蘋果生產的是軟硬件結合的電子消費類產品，除了雇用軟件工程師和互聯網人才，蘋果需要大批的產業工人把產品設計師的想法執行出來——這就必須跟制造業發生關系。

　　當今天下，能夠提供完整的制造鏈條，并擁有大量成熟低價技術工人的地方，似乎只有中國。經過多年的產業轉移，中國大陸擁有了無與倫比的制造業鏈條。中國的制造業從沿海發展，逐漸深入到內地，再擴展到西部。富士康先是在深圳建廠，擴展到鄭州、成都工廠。

　　世界工廠名副其實。

　　一個細節令人咋舌：某次，就在iPhone上架銷售前幾周，蘋果改進了制造設計，主要是涉及顯示屏的設計，這使得此前準備的組裝線要徹底重置。新的顯示屏近半夜才被送到中國工廠。當夜，工廠領班叫醒了8000名工人。這些工人在半夜12點換班，半小時即到位，將新的顯示屏裝入機器。僅僅96個小時，該工廠完成了日產10萬臺iPhone的工作量。

　　所以，當奧巴馬問喬布斯為什么不能讓蘋果iPhone、iPad在美國制造？為什么不能把這些工作機會帶回家？當時，喬布斯給出明確回答：“這些工作不會回來。”

　　是的，美國已經沒有這么大規模成熟完整的工廠鏈來實行大規模的生產，更重要的是，沒有哪個美國人能忍受每天12個小時的工作而月薪如此低廉。

　　蘋果現任CEO蒂姆·庫克是隱藏在喬布斯背后的高手。他一手搭建了蘋果的供應鏈，在喬布斯天馬行空的華麗想象背后，是他通過一家家低廉又好用的工廠，把iPad和iPhone從紙上變成可制造、低成本的商品。

　　在這個既有的產業分工中，蘋果占據了食物鏈的頂端，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就是金字塔的塔基，數量龐大，但沒有話語權。

　　在這個龐大復雜的體系中，你很難說蘋果要對其供應商和產業鏈負有多少法律責任，最多是道義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指責。這也是政府機構無法對蘋果公司要求更多的原因。產業分工如此，除了無可奈何，你又有何種辦法？

　　但另一方面，蘋果賺取的每個美元里，的確都有產業工人的勞動價值。蘋果近年來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它的創新自不待言，但堅實基礎來自中國富士康里的龐大工人群體。

　　面對外界巨大的輿論壓力，庫克回應，他不會對供應鏈上出現的問題置之不理，并且會關心每一位員工。

　　這種道義的關心，蘋果也進行了無數次。指望蘋果這個供應鏈受益者做出大的改變，無異是異想天開。

　　想改變供應鏈末端的劣勢，除非中國自己努力。因為蘋果和跨國企業會說，尊重當地的規定。

　　中國的產業轉型勢在必行。

　　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保證工人的工作環境和勞動權益，倒逼整個供應鏈的分配制度改革。

　　真正推進城市化，將農民工納入城市，擺脫低廉勞動力不可持續模式。一些放低戶口準入的城市已經在試點，開放戶口，為農民工正名，改革因戶口制度造成不均衡的收入分配。

　　蘋果和富士康的供應鏈關系，還將持續下去。正如美國從中國的崛起中獲得的利益一樣，但這種畸形的利益分配關系，理應且必須得到改變。(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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