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周期”緣何難避

　　生豬生長周期客觀上促成了“豬周期”的形成。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吳鐵雄對本刊記者說：“由于豬肉這種農產品同其他農產品一樣，具有生長周期較長、途中很難改變的特性，而農戶總是以現有的市場價格為標準去預期未來的收益，這樣往往陷入‘蛛網困境’，趕不上市場變動的節奏。”

　　事實上，豬肉價格的周期性震蕩也非中國獨有。江西省畜牧局信息中心主任鐘新福向本刊記者介紹，2010年他去德國考察時，一位德國生豬養殖戶告訴他，利潤多的時候一頭豬能賺40歐元，虧的時候也要虧20歐元，“事實上他們的波動也挺大，所以價格波動實際上是很正常的，只是中國豬肉波動的幅度太大。”

　　今年豬肉價格上漲的原因，包括疫情使得能繁母豬存欄量下降、散養戶退出，飼料成本上升10%，人工成本上升25%，仔豬成本翻倍，以及近年來的貨幣超發的副作用影響等，都促成了本次豬肉價格的上漲。這也是歷次“豬周期”共同的形成因素。但從產業本身而言，受訪專家認為，肉價大幅波動則暴露了我國生豬產業的三大“軟肋”。

　　首先，疫病加劇，助推價格波動。近些年，高致病性藍耳病、豬瘟和口蹄疫、流行性腹瀉等疾病相繼出現。疫病除了導致生豬直接死亡損失外，還導致患病母豬的流產或死胎，育肥豬生產性能嚴重下降，最大的問題是造成養豬戶的心理恐慌，以致規模戶出欄不補欄，散戶則干脆退出。

　　最近，藍耳病尚未平息，受訪專家開始為新的疫病擔憂：今年的豬流行性腹瀉開始影響廣東、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該疫病直接導致母豬產崽為僅產單崽或者雙崽，并且小豬成活率極低，不少養殖場小豬死亡率甚至高達30%。

　　其次，規模化水平低，組織化程度低。我國生豬養殖的生產單位非常多，而且結構復雜。以生豬生產大省江西為例，鐘新福介紹，如果將一年出欄500頭以上算作規模化經營的話，江西的規模化水平只在60%左右，而且最近每年都是以超過10%的規模化速度增長起來的。業界認為，當規模化養殖占到市場的80%以上，豬肉價格才會趨于穩定，“豬周期”振幅趨于平穩。

　　每逢周期性價格震蕩，都會出現“散養戶跑得快，規模戶跟不上”的現象。農業部曾對全國20個生豬主產省調研，2007年7月散養農戶生豬存欄量同比減少20.5%，規模場生豬存欄同比增加7.3%，散養戶在本次波動中快速退出成為一個主要特征。“散戶心態”加劇供求變化。

　　此外，中國的生豬養殖產業雖然有很多生產合作社，但是規模往往都很小，運作也不規范，往往只具有開培訓班等單一功能。相比較而言，西方有很好的生產合作組織。比如，丹麥養豬合作社提供80%的市場供給。他們通過合作社，種豬統一培育、飼料統一生產、藥品統一調配、聯合辦屠宰廠甚至銀行等方式，組織“計劃生產”，以降低風險。

　　其三，市場信息不對稱，沒有相應有效的信息預警機制。“雖然政府這幾年也在加強信息預警監測的工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問題。”鐘新福坦言，由于生產單位多，難以普查，而抽測又存在誤差等，使得收集基礎數據困難。

　　而生產者和地方政府出于稅收、疫病信息、政策紅利等自身利益因素，很難保證提供數據的真實有效;實施具體操作的政府部門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生豬的生長周期長，需要至少提前3個月預警，與工業信息預警相比難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