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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誰來嚴把財務關？又是誰來嚴把招生關和領導班子決策關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這個“主語”應當是高校黨委書記、校長。而問題是，近年來高校腐敗頻發，問題就出在這個“主語”上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相關負責人稱，招生和基建領域腐敗的查處存在一定的困難，因為行賄過程都是個人對個人，不會留下任何憑證
　　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王立英近日帶隊赴湖北武漢推動高校反腐，并在武漢地區部屬高校領導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高校黨委書記、校長要提高認識，強化第一責任人的責任意識，切實把反腐倡廉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尤其要加大檢查考核和責任追究力度”。
　　“教育部門選擇在武漢召開會議，頗有深意。”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今天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稱，在湖北這個地方倒下的校級干部為數不少，尤其是在2009年，先有武漢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原常務副書記龍小樂涉嫌巨額受賄被批捕，后又曝出武漢科技學院院長張建剛被“雙規”的新聞。在此之前，武漢科技大學原校長劉光臨、原黨委書記吳國民，武漢理工大學原副校長李海嬰，三峽大學原黨委書記陳少嵐，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等十幾名高校領導干部，都倒在了權錢交易上。
　　事實上，不僅僅是在湖北武漢，高校腐敗案在不少地方都呈現出增長的勢頭，曾經被視為“一方凈土”的象牙塔聲譽也因此急轉直下。
　　隨著高校腐敗案件的升級和擴大化，高校行政化弊端逐漸成為眾矢之的。“高校的腐敗和官場的腐敗有什么區別嗎？”一所高校的退休教師汪平(化名)在聽到中紀委推動高校反腐的消息后，脫口而出反問記者，“高校腐敗的受益者說到底還是那些有行政級別或是握有行政權力的管理者，普通教師能腐敗得起來嗎？”
　　基建、財務、招生、后勤，已成為高校腐敗高發領域；在高校干部的權力逐漸擴大、官職增多并逐漸掌握一定的高等教育資源的背景下，權錢交易很容易發生
　　“總的來看，高等院校職務犯罪現象呈現數量上升、范圍擴大的趨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海淀區檢察院地處我國高校最為密集的地區，區內共有39所高校、22所成人高等院校和民辦高校。也正是由于此，海淀區檢察院在辦理高校職務犯罪案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據這位負責人透露，海淀區檢察院曾對1998年至2008年10年間辦理的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發生在高校的職務犯罪案件為46件55人，占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85%。
　　從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的統計數據表明，這種現象有增長趨勢：在此期間，海淀區檢察院共辦理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7件12人，其中發生在高校的有6件11人。
　　“高校已成為腐敗犯罪新的高發區。”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不久前出版的2010年中國教育藍皮書中也作出了這樣的判斷。
　　來自海淀區檢察院的調研顯示，近10年來，高校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3種罪名上，其中貪污案件最多；犯罪主體主要集中在學校領導、主管財務的人員、后勤管理人員。其中尤以主管人財物審批和受委托經營、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人員居多。
　　曾給全國許多高校講過反腐課程的知名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認為，在高校干部的權力逐漸擴大、官職增多并逐漸掌握一定的高等教育資源的背景下，權錢交易很容易發生。
　　“以招生來說，基本上從本科生、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的錄取決定權，都掌握在高校自己手中。換言之，高校的相關人員可以決定一個考生教育權的實現與否。再比如說學位授予，也會發生學商勾結的現象，一些商人通過捐款獲得了學位。”林喆說。
　　財務和基建領域也是如此。汪平所在的高校是幾年前由兩所專科院校合并升為本科的，其間兩所學校的中層干部重新輪換競聘上崗，“當時，學校一把手直接由當地政府部門的官員擔當，幾乎所有的中層以上干部都忙著找關系托人，一些熱門的職務如財務基建等更是引發了激烈的爭奪”。
　　汪平向記者透露，像基建處長這樣的崗位，通常是一把手的自己人。而在學校專升本改制完成之后，基建項目高達數億元，各路施工方均對此垂涎三尺，其中不乏校領導的“關系人”。
　　高校行政化的另一個直接后果是，高校官僚機構的急劇膨脹。
　　“我計算過，一般情況下，一所大學大概有處長、副處長150名左右，副處級干部30人左右，科級干部1000人左右。”熊丙奇告訴記者，高校已經出現了“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的現象。
　　林喆也舉例證實說，某大學有“校級領導共11人，校長助理10人，正處級以上干部200多人，副處級以上干部500多人”。
　　僅靠領導作為第一責任人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財務關、招生關以及領導班子決策關，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財務和招生中了
　　關于高校腐敗的成因，盡管各方人士眾說紛紜，但主要矛頭還是逐漸集中到了近年來高校日益嚴重的行政化體制。
　　在今年全國政協會上，以高等教育界人士為主體的九三學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直指目前我國高校存在的違規招生、學術腐敗和后勤腐敗三大問題。
　　九三學社中央認為，大學體制的行政化導致學校內部權力高度集中，成為高校腐敗的直接誘因。盡管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學校通過由教師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和以教師為主體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等組織形式，依法保障教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監督，但實際情況是，一些高校的教職員工連最基本的知情權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論參與管理。
　　上述提案道出了諸多關注高校改革的有識之士的心聲。
　　“工程、財務、招生，確實是高校腐敗高發領域，高校反腐緊抓這些領域，也可謂抓住了要害。”熊丙奇說。
　　在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赴武漢推動高校反腐的會議上，有關負責人明確要求，高校要“嚴把工程建設關，嚴把財務關，嚴把招生關，嚴把領導班子決策關”。
　　“嚴把‘四關’的排比句好寫，但卻都有一個問題：誰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誰來嚴把財務關？又是誰來嚴把招生關和領導班子決策關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這個‘主語’應當是高校黨委書記、校長，而問題是，近年來高校腐敗頻發，問題就出在這個‘主語’上。”熊丙奇說。
　　“僅靠領導作為第一責任人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財務關、招生關以及領導班子決策關，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財務和招生中了。”熊丙奇認為。
　　熊丙奇進一步分析道，高校工程建設出問題，就是一把手或者分管領導說了算所致。從建不建到怎樣建，師生都沒有參與決策與監督的權利。“有的建筑，比如豪華校門、豪華辦公樓，師生在學校BBS上發帖反對建，但沒人理睬。這雖談不上腐敗，但至少造成了驚人的浪費；建設工程即使有所謂的公開招標，但背后都有很大的貓膩，與領導關系密切者總會是最終的中標者。”
　　高校財務常出問題，也是一把手或者分管領導說一不二所致。“國內不少高校一直號稱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可是，在國外大學普遍實行年報制度，向公眾公開學校的財務情況時，我國高校的財務情況卻被領導當機密一樣‘嚴把’著。近年來，對于高校財務收支，輿論也一直要求公開透明，但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一所高校詳細公布自己的收入情況和開支情況。”
　　高校招生的腐敗問題，也是如此。“5%自主招生、藝術特長生招生、體育特長生招生、1%的機動名額、120%的投檔比例，這些被認為是高校招生中最容易出事的地方。為何出事？就是因為領導們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決定將這些機會給誰還是不給誰。”
　　“說到底，高校的腐敗，主要在于學校沒有民主管理制度，權力包括行政權和學術權過分集中于校領導。要嚴把目前高校腐敗高發的幾個關口，推進高校民主管理才是根本。而這，就要求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熊丙奇說。
　　熊丙奇認為，在現代大學制度中，辦學權、教育權和受教育權有明晰的權責界限。高校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領導的權力將局限為行政權，有關重大工程建設的決策，將由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作出，學校行政領導只負責執行；有關財務管理，將由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進行預算，將有獨立的校外審計機構進行審計，將向師生進行年度報告；有關招生的決策，將由負責教育事務的教授制訂評價標準并執行評價，學校領導如果動用手中權力謀求私利，或可招致嚴重的信任危機，并可被理事會或董事會罷免。
　　“在這樣的制度下，教育腐敗或許還會發生，但是決然不會高發。而且，一旦發生，腐敗者也難潛水過關，他們將為腐敗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的教育與學術生命也將由此中止。”熊丙奇說。法制日報記者 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