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慘案屢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國家高度強調了保障兒童安全的重要性。怎樣保衛孩子？海外一些學校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安全經驗，或有可為中國借鑒之處。
      日本的一所小學發生八名小學被砍殺事件后，整個國家的兒童保護體系因此被顛覆和改善。他們的安全工作細到給每個學生書包上安裝GPS定位的電磁接收器，如遭人綁架，可按鈕求救。
        一向被認為最安全寧靜的校園，現在正成為警力部署的重鎮。從3月23日發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不到40天的時間內，全國發生了5起校園慘案。 
       全社會該怎樣保護孩子？這一議題已被提至“國家高度”。
       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全國綜治維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社會安全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最讓人牽掛揪心的是孩子安全”，并要求黨政一把手“把維護學校、幼兒園安全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抓。而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也在南平殺童案發生第六天告訴教育工作者：“生命不保，何談教育。”
      如果時光倒回到9年前，校園安全問題也曾重創日本社會，但事后，日本政府和社會集體反思，痛定思痛，建立起了一套保衛孩子的長效預防和善后機制。近幾天北京三中用來防歹徒的警用鋼叉，就是8名日本小學生用生命換來的應急產物。 
      血的代價換來全民總動員
       仿佛是中國近日多起校園殺人案的翻版，2001年6月8日上午，37歲的男子宅間守手持菜刀，闖入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一間一年級教室，砍傷26名師生，其中8名兒童死亡。日本警方事后說，這是繼1995年奧姆真理教毒氣事件后，日本最大的一起慘案。
         旅日華人薩蘇用“震驚”形容多數日本人當時的感受。“日本當時的治安相當不錯，我所在的伊丹市15年里沒有發生過一起刑事案件。”薩蘇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案發后，伊丹市政府部門也相當緊張。此后，教育專員穿著便衣定期到學校周邊巡邏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案發當天，一場日本全社會的反思序幕由此拉開，并在當下總結出了兩大教訓。第一，1999年，京都一名二年級小學生被殺后，文部省曾給各學校下達《安全管理的相關通知》，但卻沒有督促落實。另外，學校危機處理經驗不足——混亂中，受傷兒童被遲延送醫。
        緊接著，池田小學展開了一系列務實的補救。給各個教室配備催淚噴霧、鋼叉、透明盾牌；在全校安裝300個攝像頭，確保沒有任何死角；讓教室外墻更透明，外人進入前就能遠遠看到；給學生書包上安裝GPS定位的電磁接收器，如遭人綁架，可按鈕求救。 
        軟件上的補救亦刻不容緩。從2003年開始，池田小學設置了日本第一個安全課，包括交通安全、防范技術、地震防災等6個單元，用一年時間學完，每周一課。
一時間，日本各地中小學紛紛復制“池田經驗”。其精髓就是建立了一個學校、醫院、警察、家長、社區結成的防控網絡保護孩子。而在這方面，臺灣中小學比池田小學先行一步。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認證的國際安全學校中，臺灣有17所之多，占到全球的一半。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是2008年獲得認證的。
        要想獲得認證，必須先成立一個安全委員會，但游說起來并不輕松。“過去，各單位各行其事，缺乏統籌，而學校安全局限于校內，忽略社區的力量。”南湖國小校訓導主任陳錫安說�，F在，他們會請“國民健康局”負責說服派出所、衛生所、醫院負責人，而里長（相當于大陸的居委會主任）、家長會會長等也參與進來。
每學期開學，委員會都會召開一次全體大會，衛生單位負責通報社區有無精神病患，而警政單位則通報社區事故多發區，有無假釋罪犯。 
       校門口是第一道防線，每所學校都有兩名政府配備的警衛，一般都是退伍軍人出身，或者當地義警。早上7點20分進校之間，南湖國小的學生必須在固定地點等候，兩名警衛和4名志工負責看守。校園內每個樓層亦有志工進行巡邏，看有沒有可疑人員提前混入。
       放學回家，家長也不用擔心安全。如果小孩發現有人跟蹤，可以跑到路邊貼有愛心標志的商店求救。“之前，我們有學生在外面出車禍，就是商家給我們打電話。”陳錫安說。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臺灣校園如此嚴密的聯動防控系統，最初也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1984年3月30日，36歲的臺灣男子蔡心讓帶著一瓶硫酸和一把刀，把硫酸潑向了臺北螢橋國小36名小學生。此后，所有學校正式設立警衛制度。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認為，“無論如何布控，80%以上的案件發生時，警察不可能在現場，家長和孩子應該是抑制犯罪的主力軍。”
       媽媽特工隊
       2010年開始，日本家長和志愿者組成的市民安全守衛隊，取代學校警衛隊成為大阪各學校的守護神——因經費緊張，警衛隊僅持續了5年。 
        而在臺灣，志工媽媽是孩子們最貼身的“保鏢”。上下學高峰，她們穿著醒目的橙色制服，在學校周邊要道護送小朋友過馬路。上課了，她們就戴上志工證，在校園內外巡邏，并提醒小朋友：如果誰沒戴志工證，不要跟他靠近，馬上報告老師。
       每個月，志工媽媽都會聯合校方召開一次雙邊安全會議。南湖國小家長會會長陳世芬向南方周末記者舉例說，“學校門口水溝蓋的問題，孩子踢到可能流血，但學校行政人員就不一定能仔細觀察到。”
      比起臺灣，大陸的志工文化才剛剛起步，家長參與學校安全維護的道路由此顯得有些漫長。有關家長參與的內容，中國教育部編寫的《中小學安全工作指南》中只提到了一句：希望學校“主動與學生家長聯席，積極爭取他們的支持和配合，共同搞好學生安全教育和管理”。
      其實，志工媽媽并不是萬能的。學校的一些大的漏洞，只有專家才能察覺。原先，南湖小學校門口外有一個車道通向地下停車場，人車交叉非常嚴重，給孩子安全留下不小的隱患。“就在最近，我們進行了道路改造，人車分離，避開危險。”陳世芬說，給他們提出建議的是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安全預防細到讓人震驚
      靖娟是一位臺灣勇敢女老師的名字。
1992年5月15日，一場游覽車火燒事故，奪去了23名臺北市私立健康幼兒園師生和家長的生命，女老師林靖娟本可以逃過一劫，但為了救出8名孩子，她自己卻葬身火海。
       次年4月，遇難者家屬和社會熱心人士發起成立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2006年起，靖娟基金會著手推動與臺北8所國小合作的通學環境改善計劃，從環境分析、協調會議到聯合會勘，成效顯著。 
        靖娟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以河堤國小為例說，長期以來，這個小學都欠缺兩側的人行道，家長也曾多次反映，學校與里長都曾努力爭取，但礙于經費問題遲遲無法興建，他們與臺北市交通局、教育局配合，終于將學校四周建立起完整的人行空間。
      這還沒有結束。“我們還鼓勵河堤里社區成立兒童安全委員會，希望居民配合，不隨意停放車輛甚至占用人行道。”林說。
     有的時候，碰到學校不愿意改善的，靖娟基金會就邀請里長、家長、專家一起去說服校長。“學校通常不會有意見。”
       林靖娟的壯舉引發了一場愛心接力，而臺灣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李明憲則開始了另一種大膽的嘗試——推廣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國際安全學校認證計劃最初是2004年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由35位國際專家提出的。與會的李明憲的理想是，保障所有孩子的安全。2006年開始，他將世界衛生組織和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這一計劃引入臺灣，并成立全球第四個WHO國際安全學校認證中心。
    最初，他一一拜訪中小學校，傳播加強學校安全的國際3E理論（3E: Education，Enforcement，Environment，即教育、執行、環境），并注入一個中國的元素——尊重。“我們一直強調生命的重要性，要求學校設計教材讓學生知道如何尊重環境、尊重他人并自重。”李明憲說。
       而安全委員會的理念，也是他一步步幫臺灣的學校建立起來的。在他和臺灣政府部門的合力推動下，臺灣校園掀起了一股安全學校認證風潮。短短三年，臺灣的國際安全學校數量已經發展到全球之最。“今年又將有5所學校獲得認證，一些大學也躍躍欲試。”李說。
      看到大陸校園案件頻發，李明憲建議大陸可以跨越式地前進，跟上國際的潮流。“不能說地震了，我們才看到房子的問題，有毒牛奶了，才看到食品安全的問題。如果擋住了外邊的人，內部人動刀怎么辦？”李明憲建議，中央政府要想辦法給各省制定一個統一標準，符合國家安全學校標準的才給財政補助。
     一座紀念碑和八口警鐘 
       4月初的一天，一場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儀式在池田小學的操場上舉行，引人注目的是操場上一座三米高的紀念碑，碑上刻著8名孩子的名字——他們是當年池田小學殺人案中的遇難者，中間掛著8口中國古代銅鐘。
        每年6月8日祭日這天，警鐘就會敲響，池田小學、大阪教育大學的師生們會利用課前15分鐘，一起回顧當年的教訓。而這一天，日本媒體都會撰寫關于當事人回顧、事件教訓的稿子。
       大阪教育大學為此向重傷者家屬賠償一億日元，而對于8名遇難者兒童家屬，日本的教育主管部門文部科學省負責人向遺屬賠償4億日元。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國家機關未經訴訟就進行國家賠償的案例，在日本非常罕見。 
      2004年9月14日，池田小學殺人者宅間守被處以絞刑。但死刑之后，受害者家屬和親歷師生們并沒有真正解脫。
      事后，大阪教育大學成立了學校危機與精神支持中心，池田小學校長藤田大輔擔任首席專家，立刻對師生進行創傷后輔導，以防有創傷后癥候群產生。而其他地方如京都府也成立了由醫生、律師、心理咨詢師組成的“犯罪受害者志愿小組”，并設立了咨詢電話。
      池田小學的做法非常細膩。“從物理治療到心理治療，給學生建立長期安全檔案，跟蹤觀測其具體情況。”長期研究校園安全的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教授馬和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年前，他曾在大阪教育大學學校危機與精神支持中心調研三個月，“那時候，家長還沒有走出陰影，還在中心進行輔導。”
        馬和民說，池田小學教訓的核心是要加強預防和善后，做到“以人為本”，核心價值觀是“安心、安全、安康”，也是整個社會集體的心理標準。
2001年7月，日本歌手宇多田光發行《Final Distance》專輯，同名曲《Distance》其實是為她的小歌迷、池田慘案中喪生的女孩山下玲奈所作。末尾，宇多田光這樣唱道：我想和你在一起，因為我知道不可能到永遠，我們可以重新開始，只有你和我。而中國在南平慘案后，也曾有上百市民在案發現場擺放鮮花，點亮蠟燭。 
        寄托哀思。“孩子，別怕，通往天堂的路沒有黑暗！”此語成了這一夜的網絡熱詞。
        江蘇泰興慘案后，亦有許多市民在4月30日聚集在泰興鼓樓廣場，燃起燭光，打出了大大的橫幅：“用蠟燭點燃祝福，為小天使們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