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制定的過程，實際上是多方利益取舍的過程，這就需要建立一個標準制定的“標準”。需要一以貫之地秉承公共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充分發揮專家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防止異化為利益博弈的籌碼。

　　國家食品安全標準關乎每個人的生命健康，標準怎么制訂，究竟誰會起到關鍵性作用？從2010年6月份開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就屢被質疑“降低”、“企業綁架”和“暗箱操作”。質疑范圍囊括乳品國標、速凍食品標準、食品添加劑標準等多個方面。

　　乳制品成食品安全標簽

　　以奶粉行業為例：自從三鹿問題奶粉事件后，乳業安全就引領了食品安全話題。問題奶粉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以致很長一段時間，民眾談奶色變。

　　然而，民眾對奶粉情結是多方面因素導致的，中國乳業的安全問題，不僅局限于三鹿一家，其他不少品牌奶粉也未能幸免。乳業安全成為一個行業的問題，匡正其發展不能單純依賴行業自律，偶爾的懲戒也未必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從行業的長遠發展看，只有通過規范，特別是制定行業標準，并加強監管，才能從根本上防范悲劇的重演。

　　作為生活必需品，乳制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們直接影響了人們生存的安全感；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自從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后，部分民眾對國內乳制品的不信任，甚至不惜通過多種渠道購買國外產品。乳業安全超越了行業本身，慘痛的教訓積累了民眾焦慮，稍有風吹草動，媒體、民眾就蜂擁而至，對其大加鞭撻。它逐漸被標簽化，成為了解中國食品安全現狀的重要窗口。改善該行業生態，恢復國民對乳業的信任，既是本行業東山再起的不二法門，亦是對整個中國食品信譽的一個交代。

　　《人民日報》曾報道稱，新國標制定過程中，初稿由行業巨頭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團等起草，送審稿中一直都有的兩項關鍵性標準，在國標出臺前被“莫名”修改。報道還提到，有參與標準制訂的專家表示，“巴氏奶標準初稿的起草單位是蒙牛乳業集團，生鮮乳標準由伊利集團起草，酸奶標準則由光明集團起草。”企業參與制定行業標準有其合理之處，一個行業的健康發展需要照顧多方的利益，但是它只是作為參考因素的一個方面，本行業的專家背負企業的職務，一旦直接參與標準制定，就將授人以柄，無非瓜田李下，很可能成為企業“動物精神”的代言人。在法治領域，承辦案件過程尚有回避原則，如今制定乳業標準雖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表面無關社會公正，但是對于一個行業的市場秩序卻影響重大，從長遠來看，也將影響到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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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方利益爭執需要公正公開

　　事實上，除卻乳業新國標制定存在被企業綁架的可能，其他食品的國家標準也備受關注。近期速凍米面制品食品新國家標準將正式實施，該新國標因關鍵指標“金黃色葡萄球菌”要求降低而備受爭議。類似這些食品的國家標準，因為它的技術性約束，導致普通消費者難以介入，國家標準因此可能淪為企業標準。

　　標準制定的過程，實際上是多方利益取舍的過程，這就需要建立一個標準制定的“標準”。需要一以貫之地秉承公共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充分發揮專家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防止異化為利益博弈的籌碼。對此，政府部門該做的僅僅只是搭建一個聽證平臺，堅守公共管理的立場，并督促企業擔當社會責任，呼吁民眾參與標準制定，做到公開公正。

　　究竟該由誰主導食品安全標準的制訂？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又究竟該是誰的“標準”？這其實是毋須過多探討的話題,因為,這個答案一直應該是無比清晰無比堅定的。如果在制定食品安全標準過程中摻雜了企業的“意志”、受到了利益集團的主導,如此的食品安全標準，又有多少可信性?如何在制訂食品國標時拒絕企業的意志而服從于消費者的利益，這才是民心所向。

　　新國標不僅是一個行業標準問題，就其本質而言，它們都是一個公共決策。

　　公共決策受企業、相關利益集團影響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從充滿了利益糾葛的房地產業，到危害生態環境的化工企業、垃圾焚燒廠，影響最終決策結果的有時不是科學的規劃，也不是民眾的呼聲，而是利益的老謀深算。而類似乳業新國標面臨的質疑，正是公共決策陰暗面的某種體現，國標里的“國”不是多數人的國，更可能的是，它避開了民意，集結了利益，一些決策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樂思輿情監測系統的專家分析道：“食品安全標準，表面看來只是一組數據。不過對專家而言代表了科學尺度，拷問的是權威；對企業來說則是生產所遵循的底線，拷問的是利益；對普遍大眾來說是一條健康的保障線，拷問的是安全；而對政府而言是公共管理的工具，拷問的是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