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墨教授（Prof. Eric K. Clemons）

　　作者： Prof. Eric K. Clemons/ 艾墨教授     Mark Hutchinson/夏智誠           LIU FengMing/劉鳳鳴

　　翻譯： 金芙杰

　　前方一帆風順？

　　正如我們在前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的，為了維護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保障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是必要前提。

　　中國完成了從第三世界國家到最大的世界經濟實體之一這個史無前例的轉型，而在此過程中，有7億中國人還在觀望，并耐心地等待他們自己進入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機會。

　　縱觀全球范圍幾個世紀的歷史經驗，不難看出經濟增長減緩的后果。當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突出，而人們對未來又抱有很高期望時，經濟增長減緩的后果則尤為嚴重。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對社會進步希望的喪失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歷史上曾對沙皇俄國、德國魏瑪共和國、蘇聯，以及當代對一些看似穩定的政權諸如突尼斯、埃及等，都帶來了致命后果。中國知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經濟增長既可以維護社會和諧，也有可能危害到社會穩定。

　　中國經濟增長的停滯和伴隨而來的社會動蕩對中國及其鄰國都將帶來災難性后果。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必須持續。但維持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必要條件還沒有完全得到保障。

　　以下將對如何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如何滿足中國人民合理的經濟期待值進行探討。

　　我們都期待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持續，期待中國人民對個人前途充滿希望。人們對未來的樂觀期望是保持國家和諧穩定的因素之一。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中國的鄰國，中國的貿易伙伴，乃至整個世界，都希望看到一個繁榮的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獲得充足的投資，希望中國更緊密地與世界經濟相融合。

　　但是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速度能否持續仍然存在一定不確定性。當前確實出現了個別警示指標，例如房地產泡沫，以及刺激該泡沫的信貸泡沫。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工業主導的經濟體，而工業經濟體的發展需要創新，或者需要高成本效率的勞動力，或者兩者均需要。

　　中國經濟仍然嚴重依賴于出口，尤其是低端產品的出口，或者由其它公司設計并提供零部件的代加工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出口依賴型經濟體而言，銷售低技術產品或初級產品，以及銷售僅僅是完成最后組裝環節的產品，都依賴于持續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我們都還記得，因為來自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更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印度喪失了在全球棉花產業中的地位。近年來，當平板電視逐漸演變為低技術含量產品時，我們看到日本企業在這個他們參與開創的行業中，已經越來越難以爭鋒。

　　當一個國家缺乏成本優勢和創新優勢時，盲目自信只會導致自我蒙蔽，經濟增長也難以為繼。我們都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的自信，記得日本高管的簡短演講這樣開場：“美國和英國有過他們輝煌的世紀，但是很抱歉，我的朋友，未來是屬于日本的。”的確，日本產品曾經擊垮了一個又一個美國產業。但是，日本人的樂觀無法阻止相同的產業：

　　造船業、汽車制造業、電視機和消費電子產品等，隨后從日本轉移到了韓國。

　　中國的城市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升。即使不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將逐漸被侵蝕，并將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低技能，低附加值的制造業就業崗位讓給越南等鄰國。事實上，中國生產者尋求保護利潤、削薄成本之捷徑的舉動，已經顯露出中國制造業面臨困難的跡象。這或許就是那些被西方媒體廣泛關注的中國產品質量丑聞、中國工人極端的工作條件乃至自殺事件等問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說，食品中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以及富士康暴露的問題，可能是中國逐漸喪失成本優勢時，繼續低價競爭導致的無奈選擇。#p#副標題#e#

　　是的，前方的確一帆風順！

　　幸運的是，歷史上其它國家已經有成功解決上述問題的先例，如英國19世紀上半葉，美國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幾十年內，日本戰后時期，以及韓國近年來所采用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完成工業化進程，并完善法律制度。

　　為什么要把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與該國的經濟競爭力聯系起來？我們有如下觀點：

　　如果一個個人、企業或國家所提供的產品是許多其他人能夠效仿的，那么價格將取決于最具成本效率優勢或價格最低的競爭者。例如U盤、玉米葡萄糖等消費品的價格，就是由最廉價的生產商的成本決定的。最有效率的生產商可以獲取部分利潤，生產效率更低的生產商則得不到利潤。隨著時間推移，激烈的競爭會促使除了最有效率的廠商之外其他的競爭者停止生產，退出行業。這樣的現象稱為“伯特蘭競爭(BertrandCompetition)”。對此，從19世紀以來就已經為世所知曉。商品價格取決于成本，并且除了最有效率的廠商之外，其它廠商只能作為價格接受者。中國的生產廠商向世界市場銷售商品時，也將繼續面臨激烈的伯特蘭競爭。這并不是中國或任何其它國家市場結構的功能，并且也不能因中國領導人或任何其它國家領導人對市場結構的選擇而改變。世界經濟在全球市場上買賣商品，無論一個經濟體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還是介于二者之間的其它經濟體制。

　　與上述情況不同的是，如果個人、企業或國家提供的是其他人無法提供的產品，那么商品的價格將由其帶給消費者的價值決定。獨特并且深受消費者歡迎的產品，如蘋果的iPad或iPhone、豐田普銳斯汽車，或者極品匈牙利托卡伊葡萄酒等，都會吸引一批忠實的消費者。并且它們的價格將由需求，而非成本所決定。以上各個例子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啟示，下面將詳細描述。

　　蘋果產品使用起來特別方便，而且其手感、外觀也具有獨特吸引力。產品設計時髦雅致，功能性極佳。蘋果公司也持續增長，即使在筆記本電腦、手機等其它廠商激烈競爭的行業中，利潤仍然屢創新高6。蘋果公司的產品外觀設計是獨一無二的、產品的用戶界面是獨一無二的，而其生產加工過程本身并無特別之處。事實上，蘋果公司的生產加工大部分都采用外包形式。完成創新環節的蘋果公司，仍然獲得絕大部分的銷售利潤；執行實際加工生產的富士康等企業，卻得不到太多利潤。蘋果公司的研發成本，也因能夠獲取創新的收益而得到了補償。

　　汽車市場確實是全球性的市場，美國的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德國的大眾、寶馬、梅賽德斯，以及日本的豐田、東風日產、本田等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為吸引消費者而展開競爭。其間偶然會有一款彰顯了消費者想象力的汽車脫穎而出，例如豐田普銳斯混合動力車，并且在一段時間內，這款汽車享有非凡的銷售增長和盈利能力。同樣，取得如此銷售業績要求產品設計上的創新以及將創新設計轉變為產品所需要的投資，這樣的創新和投資只有在企業得以獲取其獨特產品帶來的收益時，才是可行的。

　　匈牙利托卡伊地區獨特的土壤和氣候才能生產出優質托卡伊葡萄酒。托卡伊地區獨特的自然條件是生產托卡伊葡萄酒的必要條件，但僅有自然條件還不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幾十年時間中，托卡伊地區出產的葡萄酒只能算差強人意。只有當該區域再次獲得充分投資時，才又生產出使得該區域聞名于世的高品質葡萄酒，并賣出高昂的價格。

　　與上面的例子類似，只有當企業和個人相信他們可以獲取投資應得的收益時，投資才可以繼續維持。#p#副標題#e#

　　從以上三個例子中可以歸納出以下三個共同點：

　　當競爭對手可以輕松地進入市場，并可以輕易地復制某產品時，該產品的價格將由最具成本效率優勢和價格最低廠商的成本所決定。對于美國這樣的高成本生產國，以及中國這樣向高成本生產國演進的國家，這樣的競爭將是災難性的。

　　與之相反，當競爭對手難以復制產品時，價格是由客戶對產品的價值評價決定。對于美國這樣的高成本生產國，以及中國這樣向高成本生產國演進的國家，這樣的模式是可取的。事實上，在高成本、要求高度專業的設計、高度熟練的勞動力的市場中，即使還面臨著來自更低生產成本的市場競爭，這也是獲取利潤的絕佳模式。

　　產品的獨特性要求創新和投資。這個結論并不要求信賴市場的優越性，也不要求信賴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雖然這個結論與此類信賴相容，但其與此類信賴又是截然不同的。這個結論只需要明了，來自各國市場的商品共同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國際市場上的消費者挑選他們需求的產品，并不考慮產品生產者本國的市場形態。

　　中國需要突破性的創新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生產獨特的產品需要創新和投資。中國重新確立其在工業世界中的地位過程中，中國的創新可以只是邊際上的創新。中國的創新過去可能，并且將來也應當在很大比例上，是追趕發達國家已有的技術水平。目前中國的創新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改進產品生產方式，以及改進現有產品，卻較少涉及到研發開創性的新產品。長遠來看，這樣的創新并不足夠。我們目睹了日本經濟騰飛時，日本生產相機、汽車、手表的能力超過了西方國家，但我們也見證了日本因缺乏根本的、突破性的創新，而經歷了經濟停滯。

　　中國為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將需要更為根本的、突破性的創新。然而，創新和投資的成本很高，只有在企業家確信有價值的創新和合理的投資可以讓他們得到回報時，這樣的投資才是理性的選擇。企業家獲得創新投資的應得收益，依賴于穩定的、可預測的法律體系，依賴于對市場中現有企業和新進入的企業之間，本國企業和外資企業之間，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之間均可以開展公平競爭的信心。

　　我們的下一篇專欄文章將研究中國的法律應該如何豐富與完善，以鼓勵創新和投資，使得中國企業以及中國工人更有效率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隨著中國企業競爭力的提升，中國的就業率也將持續增長，中國的經濟奇跡亦將持續，中國社會、中國的鄰國，以及世界的和諧也將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