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中國曾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打擊假冒偽劣運動，名曰“中國質量萬里行”。當年，媒體披露打擊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式的小作坊，但現在被曝光的往往都是“正規軍”，且不乏所謂的大企業、“品牌企業”，而且，手段越來越隱蔽，性質越來越惡劣，其深層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從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到問題明膠，從嬰兒必食的奶粉到飯桌上幾不可少的豬肉到中老年離不開的藥物膠囊，中國食品藥品兩大民生領域，從企業到產業再到行業，與之對應的是不同形式的摻毒制假產業鏈。

　　事實上可以列舉的更多，近十年特別是近五年來，中國爆發的質量安全事件空前地密集，而且尚未出現明顯好轉的跡象。問題出在了哪里，怎樣應對這一嚴峻的挑戰？這成為轉型期的中國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

　　主流價值觀的迷失二十年前，中國曾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打擊假冒偽劣運動，名曰“中國質量萬里行”，也正是這場聲勢浩大的全民質量戰爭催生了本刊的誕生。但現在的情況和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年的假冒偽劣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初期市場的無序與雜亂，媒體披露打擊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式的小作坊，但現在被曝光的往往都是“正規軍”，且不乏所謂的大企業、“品牌企業”，而且，手段越來越隱蔽，性質越來越惡劣，其深層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這一變化也表明，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企業界和商家的道德和社會誠信并沒有同步前行，反而，道德滑坡嚴重，社會誠信缺失。從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到問題明膠，企業造假摻毒，不是物質在起作用，而完全是企業家和商家的精神層面出了問題。

　　三聚氰胺、瘦肉精及工業明膠，從事件的性質來看，幾乎都無異于投毒。被波及的產業鏈上的所有人、所有企業并非不知道使用違規原料的后果，但為了降低成本，為了利益最大化仍有意為之。在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和最大限度獲取高額利潤的驅使下，企業完全淪為了明知故犯和明火執杖的造假者、掠奪者，這種赤裸裸的犯罪行為簡直可以用喪心病狂來形容。

　　溫家寶總理曾呼吁“企業家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而道德淪喪的背后是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迷失，而沒有價值觀、沒有信仰的人是缺少敬畏的。在現在很多人心中，對金錢的崇拜壓倒了一切，“能賺到錢就意味著人生的成功”，有日本人就曾驚呼：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熱愛金錢的人！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種韭菜的不吃自己的韭菜，生產轎車的不開自己造的轎車了。當對利益的追逐欲望壓倒一切，而又無所畏懼的時候，種種看似不可思議的情況就成了必然。如何遏制這樣的情況繼續蔓延，應成為全社會高度重視并思考的一個問題。

　　GDP片面追逐下的監管失靈

       企業之所以“無所畏懼”，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監管的“失靈”。

　　最近十年間，一些堪稱地方“納稅大戶”的企業或者抱團的產業集群，成為地方保護的重點對象，而地方上招商引資來的企業更是地方政府呵護、優撫的“寶貝”。地方政府基于對GDP的片面追逐，基于對地方財政的充實，往往不惜犧牲原則，以成全企業的所謂“發展”。

　　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作為一種財政管理體制，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形。實行分稅制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般慣例。市場競爭要求財力相對分散，而宏觀調控又要求財力相對集中，這種集中與分散的關系問題，反映到財政管理體制上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與分權的關系問題。

　　分稅制是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來源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實行分稅制，要求按照稅種實現“三分”：即分權、分稅、分管。所以，分稅制實質上就是為了有效地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關系，通過劃分稅權，將稅收按照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有時還有共享稅)兩大稅類進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在分稅制改革進程中，關鍵是要正確處理財權、財力和事權三者之間的關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給予地方必要稅種立法權、稅率變動權限等，在中央給予地方縱向轉移支付的同時，可以考慮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給予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橫向支持。但在實際運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卻過度考慮“小利益”而開始“應付”中央政府。

　　從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再到問題明膠，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地方監管部門的失守，且對所謂的潛規則，“非不知，而是不為”。所以食品藥品安全問題，不能再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說明整個經濟運行機制中的一些環節出了問題。

　　這直接挑戰管理者的宏觀意識、社會責任和對經濟的駕馭能力。就“毒膠囊”來說，有人曾建議就監管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以避開地方政府的干預，但這屬于“自說自話”，簡單的調研就能發現，地方政府對轄區內任何部門的影響要遠遠超出局外者的想象。

　　法治震懾力的不足

        沉疴須下猛藥。從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再到問題明膠事發，表明企業和相關責任人并未得到足夠的法律震懾。大陸法系一直秉持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法律精神，這也使得中國的懲罰性賠償千呼萬喚也沒有真正發揮應有的“殺傷力”。畢竟，對不法者的仁慈，往往就意味著對公眾的傷害。如果當年法律對三聚氰胺的主要責任人給予更加嚴峻的處理，使摻毒造假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讓案件處理足以震驚社會，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問題明膠事件了。

　　以美國為例，就“毒膠囊”而言，重金屬超標罰款坐牢沒商量。盡管美國國家藥品管理局沒有專門對鉻的檢測，但是有對重金屬的檢測，制藥用途的明膠都要達到其標準。在美國，這一標準是明膠中的重金屬含量不能超過50ppm，這一限制將由FDA來執行作為質量標準。

　　美國FDA擁有檢查藥物成分制造商的權力，在出現危險或者某些原因下，藥物制造商會被檢查，而FDA有時也會對進口的輔料進行檢測。此外，FDA還會對藥典中的成品藥進行檢測以確保這些藥在質量、安全以及純度上達標，并且和制造商宣傳的一致。一旦制造商違反法律，就會面臨罰款、沒收產品或者監禁的處罰。

　　因為違規犯罪成本過低，而使造假摻毒者受到變相的鼓勵，這是社會管理的悲哀。

　　企業轉型之痛

       從另一個角度考量，沒有一家企業愿意冒犯罪之險，行非法之事。那還有什么因素導致了企業的鋌而走險？以不久前的“毒膠囊”事件為例，浙江省新昌縣儒岙鎮的產業群非常有代表性地折射出了轉型期之痛。這里有本是中國的“膠囊之鄉”，是國內最大的藥用空心膠囊生產基地，年產膠囊1000億粒，約占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二，2008年產值就已達到26.46億元。

　　在2003年之前，醫藥膠囊行業利潤率高達20%，但伴隨著競爭加劇，醫藥膠囊開始成為微利行業，利潤率只有6%，更致命的是，多年來，“儒岙鎮制造膠囊的技術提高的速度很慢”，這主要是因為，儒岙鎮地處山區，無法從外面引進高科技人才，產業無法轉型升級，只能生產低端的膠囊產品，加之進入門檻低，同質化嚴重，利潤越來越少。實際上，產能最高的企業在6000萬元至7000萬元間，年產值1500萬元的企業占了很大一部分，沒有一家企業過億元。

　　當地政府并非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據媒體報道，新昌縣儒岙鎮黨委書記盛學東曾撰文《新昌縣儒岙鎮膠囊產業集群發展研究》分析弊病：“膠囊企業規模小，實力不強，大部分又在儒岙鎮，導致高層次科技人才難以引進，也無力引進。由于資金短缺，研發投入也少，自主創新能力弱，從而造成新產品開發能力弱，產品檔次不高，品種單一，企業之間產品同質化嚴重”，并指出，“為了爭奪市場，企業之間存在互相擠壓現象，一些企業經營者甚至采取壓價方式展開競爭，壓質壓價，相互殘殺搞無序競爭，有的為降低成本違規使用劣質原料。”

　　可惜的是，當地政府沒有對這一原本非常好的產業集群加以正確的引導與扶持，如果說要對企業進行“地方保護”的話，這才是真正的積極意義上的地方保護。而不是出了問題治療，更不是出了問題包庇。

　　事實上，以縣（市）為單位，中國基層類似的產業集群星羅棋布，在中國經歷整體轉型的同時，它們也不同節奏地迎來轉型期、蛻變期。如何幫助這些企業順利升級轉型，既是從深層次上解決企業的質量安全問題，又是民生之福、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