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懷柔區內打個電話，便能約到7元的“出租車”，只不過運營車輛都是黑車。今年初，這個名為“便民7元車隊”的無資質約車平臺，被警方破獲。

　　昨日上午，這個“便民7元車隊”的平臺負責人劉某，因涉嫌非法經營罪在懷柔法院受審。新京報記者了解到，作為“黑車平臺”老板，劉某在為黑車提供約車平臺的同時，數十名司機要按月上交被稱為“信息費”的“份子錢”，兩年多時間共計28萬余元。

　　站在被告席上的劉某表示，他其實很想“轉正”，成為像滴滴那樣的大公司。

　　黑車司機變身“運營商”

　　公訴機關指控，2010年至2017年4月28日，劉某私自設立并運營調度平臺，為無合法經營資格的車輛提供約車信息，并按月收取“信息費”。其在未取得營運許可的情況下，非法從事客運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應被追究非法經營罪。

　　41歲的劉某當庭認罪，稱其下崗后以開黑車為生，2003年還因為一次車禍腿傷成4級殘疾。至2010年中旬，他聽說有人在做電話約車事情，于是開始經營約車平臺。因為懷柔城區內跑一趟活7元，劉某給自己的車隊命名為“便民7元車隊”，

　　“到了2015年就開始走向正軌了，也有了固定的客戶群，高峰期有50至80輛車。”劉某承認知道這些都是私家車，屬于拉黑活，但強調自己還是希望能夠取得正規經營資質。

　　“黑電臺”暴露“黑平臺”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今年4月28日一輛黑車在懷柔區翠竹園小區門口趴活，民警檢查時發現這輛車上有一部手持電臺，司機自稱是“便民7元車隊”的，警方以這部電臺為線索，查出了總臺的地址，將劉某傳喚。

　　“自打被傳喚，我才知道這是犯罪”，劉某辯稱，滴滴打車普及以后，乘客更愿意用網絡手機軟件叫車了，自己除去租房和雇人，沒賺到什么錢。辦案機關調查顯示，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劉某兩年間共收取司機“信息費”(份子錢)28萬余元。

　　公訴機關表示，劉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建議對其從輕處罰。

　　該案未當庭宣判。

　　案情1 成立黑車車隊 借網約車東風

　　2010年中旬，劉某下崗在家，因為郊區的出租多以黑車運營為主，他當時就想著把黑車司機組織起來，由他統一調度，安排就近的黑車司機去“拉活”，并從中收取“份子錢”。然后，他便向路邊的黑車司機發放印有“便民車隊”的卡片，上邊印有他的座機號碼，因為在當時約車還是新鮮事物，為了能讓司機盡快接受，劉某免費給司機提供手持電臺，免費派活。

　　同時，他也印制名片給乘客，還專門雇了一些散發小廣告的農民工給派發名片進行宣傳。雇女子專門接聽電話派活。后逐漸被司機們認可。

　　劉某說，一開始客源不夠，他就一直沒怎么收“份子錢”，到了2014年年底的時候，滴滴打車開始進入市場，人們開始越發習慣利用手機叫車，有智能手機的就網約，有的消費者開始打電話叫車。借著網約車的東風，他的生意開始越來越好，他就把“份子錢”由每月200元漲到300元。

　　據劉某稱，“份子錢”是他唯一的收入來源，拿著這些錢他開始做一些投入，以一年兩萬元的租金租了辦公室，雇3個話務員負責接聽電話和派車，每名話務員的月薪2500元，每輛車都會配備手持電臺，每年的各種開支在7萬左右，而收的“份子錢”一年下來有10余萬元。

　　為了方便收份子錢，劉某加了司機們的微信，把微信名改成車牌號尾號，通過微信交“份子錢”，誰交誰沒交一目了然。

　　案情2 夢想“轉正” 創業成為大公司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作為車隊的管理者，劉某只在手機里存儲了車輛的車牌號后3位還有車輛品牌、車型和顏色，他甚至連司機具體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只是按月收大家“份子錢”，有時候現金有時候微信，專職的三百，不經常干的一二百，沒有任何公司規章制度、經營利潤，也沒有賬目、不納稅。

　　組車隊后，他進行了統一定價，最早時是懷柔城區內不管到什么地方統一價格5元，后來因為油價上漲乘車費用漲到6元，后來在2016年開始統一漲到7元至案發。但如果乘客上了車想出縣城，就自己和司機商量價格，他從來不管。他也從沒有和司機簽署過勞務合同。

　　干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劉某一度覺得自己就是創業的大公司，甚至成為像滴滴那樣的企業。劉某說，因為沒有出租運營資格，公司掛的是信息服務的證照，但這跟他的營業項目不符，他就給取消了。他也想過到有關部門辦理正規運營執照，但后來也不了了之。

　　劉某說，前幾年社會上一直在呼喚網約車新政，去年終于新政落地，他聽說滴滴被政府支持，曾被約談過，他也幻想著會有人約談他，把他納入網約車正規渠道，但他沒想到4月28日那天，“約談”他的卻是警察。

　　■ 追訪

　　存在安全隱患滋生黑車亂象

　　“這不是那個‘7元’吧?我用滴滴之前，就打這個來著。”昨天，聽說這個“7元便民車隊”被查，懷柔區居民張女士略顯驚訝，她也知道這些其實都是黑出租，因為打了電話，派過來的都是私家車，有的還是外地牌照。但她說，懷柔本身比較偏遠，本地出租車也少，當地很多人打車就找這個車隊，出門打車都稱“打個7元”。

　　新京報記者走訪發現，事實上，這種“非官方”車隊在郊區并不算新鮮，在2012、2013年左右是“鼎盛時期”。一方面，正規出租車都更愿意到城里拉活，而當地居民對交通便利的需求越來越旺盛，打不到正規出租便催生了價格更加低廉的“黑出租”;另一方面“黑車”沒有合法名分，于是便自發組織起來，統一定價，依托調度平臺以實現共存。

　　“打不著正規的，一個電話，幾分鐘就來了，當時還是挺方便的。”懷柔的董女士說，但自從滴滴打車軟件出來之后，人們也開始淡忘這種出租，“感覺用網約更安全一點吧”。據懷柔法院法官介紹，因為沒有經營資質和審核，這種黑出租雖然方便但存在各種安全隱患，偶有發生搶劫類案件，最后也以追究司機的刑事責任結束，究其原因，“黑出租調度平臺”則是滋生黑車亂象的根源，更需要重點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