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長梁志毅表示，傳銷類案件涉眾特性明顯，一旦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社會危害性巨大。因此，他建議從法律層面上嚴厲打擊傳銷違法犯罪行為，降低此類犯罪的追訴標準，并允許對非頭目人員處以行政拘留。每年兩會期間，在降低傳銷入罪標準，提高打擊傳銷力度上，兩會期間不少代表發出了聲音。據介紹,造成當前傳銷違法犯罪反彈的原因主要是現行的打擊傳銷工作機制已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現有法律滯后、薄弱且操作性不強。除此之外，降低傳銷入罪標準又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盛而不衰

　　傳銷搭上“互聯網+”順風車

　　時代在發展，傳銷也在與時俱進。如果時間倒退20年，人們說起傳銷，大多是一些洗發水、化妝品之類的實物，但隨著作案手段的不斷升級，如今傳銷已變成一種看不見的“資金流”。那時，傳銷人員“發明”了各種“概念”，或者是一個個“項目”。比如打著“陽光工程”、“1040工程”、“北部灣開發”、“幸福家園”等旗號，謊稱國家、政府暗中支持，炒作“資本運作”的虛擬概念，通過蠱惑、拉攏新人加入。

　　如果說，從實物到純資本運作是近年來傳銷在模式上的根本變化，那么，從控制人身自由到控制思想和精神，則是傳銷在具體操作上的又一大“蛻變”。如今不少人說起傳銷，第一反應就是控制人身自由，不過近年來，這種原始的操作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如今，通過“洗腦”的方式，控制參與人的思想和精神，已成為傳銷新趨勢。“思想被控制了，比人身自由被控制更可怕。”據相關調查民警說。

　　一同“洗腦”，一同“磨礪”，這是傳統傳銷的樣本。在互聯網時代，這種群居式的傳銷也悄然轉型，變成了網絡傳銷。電子商務作為現代服務業中的重要產業，有“朝陽產業、綠色產業”之稱。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和普及，一些傳銷組織開始以之為名開展傳銷活動。這類企業利用網站作為傳銷平臺，假借網絡傳銷違法活動日益突出，特別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網絡購物、跨境電商等網絡概念和營銷方式的發展，打著所謂“微商”“電商”“多層分銷”“消費投資”“愛心互助”“基金運作”“風險投資”“新能源開發”“外匯交易”以及“黃金期貨交易”等名義從事傳銷活動的情形屢見不鮮。

　　從以上可以總結傳銷發展的規律，從實物傳銷到“純資本運作”，從控制人身自由到控制思想，從群居傳銷到網絡傳銷。從有形的到無形的，從線下再到線上，傳銷始終緊著時代發展的步伐，只盛不衰，更新換代速度快。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傳銷傍上“互聯網+”，讓傳銷變的更加隱蔽，更具備蠱惑性。涉案金額大、涉及面廣、參與人數多等成為網絡傳銷時代的印記。不可否認，如今的法律條款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甚至也無法解決新型傳銷帶來的社會隱患。

　　打而不絕

　　傳銷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當前，傳銷違法犯罪活動已成為社會頑疾，并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對社會的危害也越來越嚴重。盡管公安、工商等部門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但仍禁而不絕。究其原因，現行法律對打擊傳銷的規定相對滯后、不完善，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除了法律不完善之外，傳銷打而不絕，遣而不散的原因來自于傳銷生存的社會心理土壤。

　　如今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利益格局、社會階層的分化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價值觀的變動，由此而產生的不平衡心理，給傳銷造成了生存的土壤。如果說網絡傳銷和金融類傳銷抓住了人類貪婪的本性，那么其它異地傳銷吸引了除此之外的各類人群。其次，傳銷組織精心設計的洗腦方式，不斷加強內部監管，吸引了一切不安現狀、有夢想、尋找成功機遇、想發揮余熱的人。傳銷組織放大社會的陰暗面，在社會底層的弱者向上努力日益艱難化得今天，傳銷組織給了一個不需要學歷、背景、一個平等公平的平臺，讓那些感到對現狀無助、甚至對前途絕望時推出他們精心設計的如天堂般的夢想，當被洗腦者感到一片黑暗和更加的絕望，巨大的心理反差是走出傳銷者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

　　很多傳銷組織在遭到工商與公安部分聯合絞殺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死而不僵，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傳銷組織善于洗腦與復制。而傳銷洗腦的成功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精細設計的洗腦方式，二是洗腦的氛圍，兩者缺一不可，氛圍可以說更重要一些，每當和傳銷者直接或間接地講到違法時，無不睜大眼睛，因為在天天倡導和諧的今天，政府不可能允許一個如此規模的違法組織的存在，讓他們對政府和社會產生了不信任，由此可見傳銷的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對傳銷的不重視及一些地方執法部門由于對傳銷的認知不足，而產生的打擊行為上的懈怠，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政府的公信力。

　　而現實情況中，以組織、領導傳銷罪追究傳銷人員的刑事責任很難，以致當前打擊非法傳銷活動大多以涉及非法拘禁等其他罪名追究刑事責任。政府在打擊傳銷違法犯罪活動的工作重點主要是清理取締傳銷窩點、遣返人員，但遣而不散，回流現象嚴重，致使此類違法犯罪活動得以死灰復燃。而缺乏“反洗腦”知識的公安干警們只能陷入無盡的循環中。

　　震而不懾

　　組織領導傳銷罪成本低

　　自傳銷誕生起，傳銷人員在與公安機關多年的拉鋸戰中，更加注重從法律的角度來規避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給打防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和壓力。對于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加傳銷活動的人員，只能根據《禁止傳銷條例》規定，由工商部門沒收其違法所得并處以罰款。許多傳銷人員本身無正當職業及經濟來源，無法對其執行罰沒處罰，最后只能遣返或驅散了之，起不到教育震懾作用。

　　盡管在2010年《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對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組織者、領導者予以立案追究刑事，從而在法律明確了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人員立案追訴標準。但標準在具體執行中卻顯得捉襟見肘。例如，2013年7月12日，廣西北海市地方法院以犯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分別判處33名傳銷頭目一年至兩年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至150萬元不等。這是北海市近年打掉的最大傳銷體系，但處罰結果卻如此低。此間有關人士指出，是低廉的犯罪成本助長傳銷分子“一夜暴富”的野心。傳銷犯罪難以短時間內徹底清除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各地法院對涉嫌傳銷犯罪人員多數判處兩年以下甚至緩刑刑罰，多數沒有直接判處沒收傳銷犯罪非法所得。此外，現行一些法律依據難以適用，給依法打擊傳銷違法犯罪帶來阻力，造成對抓獲的涉嫌傳銷人員無依據打擊。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長梁志毅指出，從基層辦案實踐來看，由于傳銷組織大多采用單線聯系、隱秘發展、份額傳承、虛假申購等規避手段，甚至現在部分傳銷組織還紛紛借力網絡來實施其傳銷活動，公安機關取證的難度非常大，對能取足證明傳銷下線為30人以上的證人證言、書證等證據困難重重，導致對發展的下線人數“30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難以準確認定，難以追究傳銷頭目的刑事責任。因此，他建議要修改刑事立案追訴標準，將“組織、領導的傳銷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這個立案追訴標準修改為“組織、領導的傳銷人員在二十人以上或者層級在三級以上的”，同時將現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立案追刑標準認定為刑法中規定的“情節嚴重”情形，在刑事法律層面上加大犯罪懲處力度。

　　“目前的禁止傳銷條例屬于行政法規，無權設定行政拘留，而且實際操作中對傳銷人員的罰款處罰也難以執行。”他建議，在操作層面，對一般的參加者和組織策劃者，如果是沒有發展下線，僅僅是參與傳銷，以教育、遣散為主，對于發展了下線但尚不構成刑事犯罪的組織領導者，給予行政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