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通訊受益則更為明顯。2008年,中興通訊國內銷售收入占整體銷售收入的39.4%,2009年這一比例迅速升至50.4%,金額也從2008年的174.66億元人民幣,迅速增至304.04億元人民幣。
誰將獲益
讓電信設備商們欣慰的是,在4G發展上,中國政府顯然將采用和3G時期完全不一樣的策略。
其原因在于,雖然TD-LTE在技術上已經與FDD-LTE同步發展,但因為商用較早,FDD-LTE的市場規模擴張已經遠超TD-LTE,并帶動眾多產業資源投入,形成產業發展不斷提速的良性循環,如果TD-LTE不能盡快迎頭趕上,將錯失與FDD-LTE同步融合、共同發展的關鍵時期,就有可能在國際產業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成為局限于國內的孤島技術。
在這樣的形勢下,4G如果還是推遲發牌,TD-LTE就可能重蹈TD-SCDMA覆轍,被國際市場邊緣化,淪為“技術孤島”。反之,如果盡快發放TD-LTE牌照,則有可能借助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優勢,吸引全球設備廠商參與TD-LTE產業鏈,推動標準加速成熟,并在國際市場上樹立有力的風向標,從而真正走出國門,占據全球移動通信產業的重要話語權。
事實上,中國的這一舉措正在逐漸收到成效。對TD-LTE的發展承諾,已經成為國際電信設備商游說中國政府和運營商的重要議題與砝碼。據消息人士透露,這些承諾也對中國政府堅定推動TD-LTE商用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7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衛翰思稱,“我們已經中標中國移動香港TD-LTE商用網絡的建設,雖然中國內地仍然沒有決定TD-LTE何時商用,但我們將會等待,一旦宣布商用,我們已經準備好占據一定份額!
諾西大中國區副總裁潘波則強調,TD-LTE不應該成為中國式技術,需要更多國際廠商的積極參與,諾西希望拿到更多地市場份額。
“當然,即使4G發牌,三大運營商的招標仍然會向中國設備廠商進行傾斜!币晃辉O備廠商人士說,在始于2012年7月,涉及10個城市的TD-LTE試驗網招標中,中國的電信設備商就占據了70%的份額,其中華為和中興通訊兩家奪取了48%的份額。上海貝爾因為其合資公司的特殊身份,也獲得了13%的份額,而愛立信僅得到8%,諾西的結果也大體相同。
“不過,對各大設備公司來說,現在這并不是最緊要的問題!痹撊耸空f,現在大家首先要讓4G網絡建起來,創造一個大蛋糕,再來討論蛋糕的切割也為時不晚,“而那將是1年甚至更長時間后才需要考慮的事情!
領跑權的籌碼
與“以市場換技術”類似,4G牌照發放將成為“以市場換標準”示范田。不同的是,前者犧牲市場換來的是跟隨發展,而后者則是在發展市場的同時,贏得爭奪領跑權的資格
如何以發放4G牌照為契機,讓中國抓住全球新一輪信息技術變革機遇,在全球的產業競爭中占據更主動地位,是中國新一屆決策者需要盡快解決、且已經開始調研思考的問題。
1994年郵電部成立,逐漸開始市場化改革至今,中國信息產業已經歷近20年的高速發展,建立了無論規模還是質量均世界領先的信息基礎網絡,以及具備全球產業競爭力的通信設備制造工業體系,并逐漸參與到全球信息產業的主導權角逐之中。
在此過程中,中國除了全球信息通信產業的最大市場這一角色之外,已逐漸成為設備制造的全球工廠乃至支撐基地,而在3G與4G時代,更開始向最終的技術與標準輸出國堅定邁進。
從18世紀末電報發明、19世紀中葉電話出現,20世紀初無線通信技術投入使用,20世紀末互聯網興起到現在,信息技術的主導權和控制權一直在歐洲和北美之間拉鋸,尤其是近30年來,北美地區尤其是美國借助互聯網的浪潮,一度成為行業霸主。
最近10年來,伴隨新興技術革命與市場競爭加劇,信息通信開始新的產業轉移。歐洲主導的WCDMA標準在3G市場爭奪中勝出,FDD-LTE在4G時代也占據領先位置;中國主導的TD-SCDMA和TD-LTE也加入爭奪,并逐漸走出孤島;而美國主導的CDMA標準則在3G時代式微直至無疾而終。
與此對應的是,諾基亞、愛立信、阿爾卡特朗訊、三星、中興、華為、HTC等歐亞公司日益強大,而馬可尼、摩托羅拉、北電等北美企業則全面衰退甚至拆分或倒閉,除了目前業務輝煌但已呈現下滑跡象的蘋果、面臨激烈競爭威脅的思科外,在信息通信工業體系中,美國只能依靠英特爾、高通、AMD、德州儀器等芯片公司的上游壟斷維持自身的話語權。
產業主導權的轉移引發了更多的摩擦與對抗,此前中興與華為在美國受到歧視調查正是例證。但在另一方面,這也為中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絕佳產業趕超時機。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近百年的通信建設歷程,都只是在為外資公司提供市場。行業內流行的總結是“七國八制”,即來自七個國家的八種制式,統治了中國的骨干通信網。
而在2G和3G網絡建設過程中,中國龐大的市場容量,為華為、中興通訊、上海貝爾、大唐電信、烽火通信等中國公司提供了足夠的成長空間,并其開拓全球市場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