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階段中國需突破八大挑戰

　　○從行業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前10個行業與最低的后10個行業之間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擴大到2009年的4.1倍。從不同的收入群體來看，2005年城鎮高收入群體是低收入群體的2.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擴大到7.5倍。

　　王一鳴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從200美元上升到4300美元，已實現低收入階段向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支撐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中國將面臨諸多特有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儲蓄率正在發生調整。高儲蓄率和由此帶來的高投資率是支撐過去30年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重要因素。高儲蓄率與人口年齡結構有很大關系，這主要是因為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成反向變化關系。上世紀80年代以前，兒童人口比重很大，所以人口撫養比很高，儲蓄率則相對較低。80年代之后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撫養比迅速下降，儲蓄率則隨之上升。但近些年，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儲蓄率因為勞動力供給的下降而有所下降。

　　第二個挑戰是勞動力供需形勢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勞動力的充分供給是過去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勞動力的供需結構形式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正在發生變化，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現在已經進入退休年齡，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的人群接近退休年齡，農村青少年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正在接近完成。

　　第三個挑戰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變化。資本投入、勞動投入減少以后，就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但是，國內學者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測算結果表明，較之上世紀90年代，本世紀生產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呈現出下降的態勢。

　　第四個挑戰是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王一鳴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很重要的原因是工業的大規模擴張，但這種擴張似乎已接近極限。2008年，中 國 工 業 增 加 值 占 國 內 生 產 比 重 為42.9%，而在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中，工業增加值占比均未達到40%，如德國工業增加值占比峰值為39.1%。可見，中國工業占比已達到且遠遠超過主要國家的歷史高點，難以再出現大幅度提升。

　　同時，中國工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過去，中國產能擴張主要依靠占領國際市場，但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等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數據顯示其制造業擴張速度加快。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要低于美國，但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較高。這意味著，中國工業規模擴張將受到國際市場的制約。

　　第五個挑戰是外部需求增速放緩。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相當程度上靠外需的拉動，2001年到2007年，外貿平均增長率為21.6%，經濟增長中外部需求的貢獻占到2.5%。但是，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外部需求明顯收縮。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一再強調外需市場的再平衡，這一調整也影響到中國外部市場的擴張。而且新興的保護主義特別是低碳低能重新抬頭，低碳成為限制中國外貿出口的另一個門檻。

　　第六個挑戰是資源環境的約束持續強化。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跟資源大規模高強度投入是分不開的，“這種高強度的投入，現在似乎已經到了一個極限”，王一鳴稱。以能源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30億噸標煤左右，但事實上2010年就提前超額完成任務，達到了32.5億噸標煤。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費量大約為1億噸標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費量仍維持在1億噸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將超過50億噸標煤，與此相對的是中國煤炭供應緊張，這樣大規模的能源消耗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第七個挑戰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從城鄉來看，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倍。從區域來看，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最低的地區2 .4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地區差距是4 .2倍。從行業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前10個行業與最低的后10個行業之間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擴大到2009年的4.1倍。從不同的收入群體來看，2005年城鎮高收入群體是低收入群體的2 .1倍，2009年擴大到5.7倍，農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擴大到7.5倍。

　　第八個挑戰是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王一鳴指出，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社會結構會發生很大變化，如家庭小型化、住房自由化、就業市場化等等，這使得社會主體更加多樣化，其獨立性和選擇性大大加強，社會利益格局也更加復雜多樣，而協調利益多樣性的機制又沒有建立起來，所以社會矛盾就會明顯增多，而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當的話就可能使潛在的矛盾顯性化，并有可能引起群體性事件和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