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長期對中國教育持批評態度的學者，近年來開始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各地的教育制度創新上，“我認為教育是可以改變的。”他說，以學前教育為例，各地的差距表明，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能否得到緩解甚至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是否作為、如何作為。

　　新出臺的《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要實現學前教育的政府主導，但在楊東平看來，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政府沒有能力去包攬一切，但是又要去解決，那怎么辦？”他認為，根本改變學前教育困境的出路，在于體制創新和制度創新。

　　公辦幼兒園比重，上海遠超北京  

　　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在解決學前教育問題上已將北京遠遠地甩在了后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慶應邀出席此次研討會，并詳細介紹了上海經驗。他總結說，第一，學前教育應該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體系里面。第二，服務水平可以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的財政供給能力逐步提高。政府所分擔的學前教育成本，也可以從比較低的比例逐步向較高的比例發展。

　　近年來，上海市較大幅度增加了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從2004年的11.09億元提高到2009年的30.32億元。據尹后慶介紹，目前，該市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占全市教育財政經費總投入的比例為7.93%，遠高于全國1.3%的平均水平。

　　另據新華社10月13日的報道，北京市規劃到2020年使全市的公辦幼兒園數達到幼兒園總數的50%。這意味著，即使再經過10年的努力，北京的公辦幼兒園比例仍將大大落后于今天的上海。尹后慶提供的數據表明：該市公辦幼兒園已占幼兒園總數的70.57%，公辦幼兒園的學生占 79.1%。在比例為20.9%的民辦幼兒園里，約有2%享受的是政府購買服務，在閔行區、浦東區和楊浦區，其民辦幼兒園里就有8800個幼兒是以這種渠道入園的。

　　和北京一樣，上海同樣面臨入園適齡幼兒人數激增的挑戰。據尹后慶介紹，這個數字將由今年的35.3萬上升到明年的50萬人左右，與上海最低時的23萬人相比，人數將翻兩倍多。該蓋多少幼兒園，成了上海市政府面臨的突出問題。

　　“現在我們的教育規劃不可能把外來人口撇在外面。”尹后慶說，為解決這個問題，上海市強化政府職能，及時地預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增長的情況。

　　如果來不及蓋幼兒園，怎么辦？“真正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應該允許幼兒園擴招10%，比如說一個班由30人增加到36人，但擴招比例不能超過20%。等高峰過去以后再把它降下來。”尹后慶說，這是非常現實的辦法。

　　另一個現實的辦法，是允許看護點的存在。尹后慶估計，在明年的50來萬適齡幼兒中，將有約五六萬的幼兒在看護點。此前，在示范性幼兒園、一級幼兒園和二級幼兒園之外，上海市還存在主要用于解決郊區農民工子女入園問題的三級幼兒園，“現在看來，民辦三級幼兒園還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用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幼兒園

　　《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體制”，實現這個設想，可以有效避免學前教育領域曾經出現的兩個極端表現：一是前些年在產業化的影響下，政府毫不留情地把學前教育推向市場，完全放棄了它的責任。二是這兩年在學前教育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又開始大包大攬，但實際上無此能耐。

　　實現政府主導，這句話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很難。浙江省紹興市為此進行了頗有推廣價值的探索。據該市教育局局長陳國陽介紹，它首先解決的是誰來建設幼兒園的問題。在城區，紹興市采取了小區配套建設移交的模式：在小區開發或改造之前，教育部門按照浙江省教育廳提供的幼兒園標準，規劃設計好需要配備的幼兒園，將它作為土地出讓的條件。幼兒園與小區做到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竣工。當開發商按照要求把幼兒園建設好以后，把它無償移交給教育局，這時教育局面臨兩種選擇：自己去辦公辦幼兒園或者通過招投標把機會給民間的舉辦者。

　　“教育局招投標不是說誰給我的租金高，我就給誰辦。”陳國陽說，租金是全市統一的標準，以現在公房的租金標準確定，不屬于招投標的內容。“我們招投標是看誰有能力把這個幼兒園辦好，由專家論證決定把幼兒園交給誰辦。”

　　在農村，紹興市則采取“鎮村為主，多援籌處，政府補助”的方式解決學前教育的問題。“我們倡導越是在農村，公辦的力度越要加大。” 陳國陽說，“如果公共財政不去覆蓋農村的話，辦起來的幼兒園肯定是低層次的幼兒園。”他認為，農村一級的幼兒園，受生源和收費的限制，難以滿足民辦幼兒園的營利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紹興市設立的學前教育專項發展經費，對鄉鎮建幼兒園、民辦建幼兒園都按照20%~30%的比例給予補助。它所設立的幼兒教師的專項補助經費，從2007年開始專門提供給非公辦的幼兒教師。陳國陽說：“我們的目標是到2012年要人均每年補助到1萬元，今年已經補到人均接近5000元了。”

　　本報記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