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職業“鑒黃師”：長年累月看黃片

　　張東輝、任旭陽，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隊治安大隊民警、鄭州市公安局僅有的兩名鑒黃師。2005年至今，他們鑒定了10萬多段“黃段子”。就像神農嘗百草，他們用自己的身心鑒定黃毒，守護著鄭州人特別是孩子們的精神家園。

　　首次鑒黃遭遇勵志故事

　　2005年年底的一天中午，鄭州市公安局老交警支隊樓上，任旭陽和張東輝走進了一間辦公室。任旭陽打開燈，張東輝拉上了窗簾。兩人對視了一下后，把房門反鎖。任旭陽從一個檔案袋里拿出一張影碟。影片簡介異常火爆，號稱是歷史上某個帝王超強夜生活能力的完全展現。

　　張東輝打開電腦光驅，把影碟放了進去。屏幕上畫面還沒有出現，任旭陽的呼吸急促起來。“當時有點小緊張。”任旭陽后來回憶說。但見箭如飛蝗，鏖戰沙場，卻不見封面上的不堪和淫穢。快進，快進……通篇都是那個皇帝建功立業的勵志故事，封面原來是騙人的。

　　第二張影碟，封面依然火爆，內容卻換成了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第三張影碟剛點擊播放，一男一女就闖進他們的眼簾，這次是直奔主題。好家伙，當然是淫穢物品，張東輝當即做上了標記。開倉——關倉——點擊播放——取出碟片，到晚上8點，兩個人看了50多張光碟。看得頭昏眼花，張東輝和任旭陽做出了一份鑒定結果。根據這個結果，鄭州某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了一名黃碟販子。

　　性格開朗才被“委以重任”

　　講完第一次鑒黃經歷，張東輝和任旭陽笑作一團。其實，就是看中了他們的開朗，領導才把這項工作交給他們。因為鑒黃師的職業特性，從業前提是結過婚一段時間，同時要政治過硬。鄭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隊大隊長焦建業介紹說，還得加上一條：性格外向開朗。

　　2005年年底，時任領導突然找到任旭陽，問他結婚幾年了。任旭陽順口說五六年了。過了幾天，領導交給他一沓材料，讓他好好學習。一看，是關于淫穢物品的界定等材料。看了幾天，算是掌握了理論知識。隨后，領導就讓他跟著兩個老同志開始了一項特殊的工作。跟任旭陽一起的，還有一個同事張東輝，他是一個結婚更早的幽默家伙。

　　有沒有淫穢性地具體描寫性行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有沒有公然宣揚色情淫蕩形象；淫穢性地描述或者傳授性技巧……兩個老同志教給張東輝和任旭陽的，是關于淫穢及色情出版物的鑒定標準，依據的是《國家新聞出版署關于認定淫穢及色情出版物的規定》。

　　倆人終于明白，原來他們要接班做鑒黃師。在鄭州市公安局，鑒黃師只有兩個，他們要面臨各公安分局和其他部門送檢的物品。根據他們的鑒定結果，警方或法院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裁決。

　　4年看“黃段子”10萬多段

　　去年4月22日，在鄭州市文博廣場，新聞出版部門聯合鄭州警方一次銷毀8000多張淫穢光碟。這些，都是張東輝和任旭陽鑒定過的。

　　隨著電腦、手機的普及，淫穢視頻的片段成為新的黃毒傳播途徑。今年2月到5月初，省公安廳等五部門聯合部署，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利用手機傳播淫穢視頻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整治，他們的工作量再次加大。從2005年到現在，他們鑒定的光盤有數萬張，看過“黃段子”10萬多段。

　　隨著鑒定經驗的不斷豐富，兩人的鑒定速度也越來越快。拿到鑒定任務，看個開頭，張東輝甚至都知道了結尾。但在鑒定過程中，藝術與淫穢之間的模糊界線是個難題，有的藝術片會夾雜一些特別鏡頭，這就要求民警從頭到尾把片子看完。而在日常鑒定中，一些港臺產的香艷影片也不能歸到淫穢視頻當中。

　　鑒黃就像婦科醫生在看病

　　在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外地鑒黃師都面臨著嚴重的心理挑戰，張東輝也坦承二人鑒黃初期面臨劇烈的心靈沖擊。剛開始這項工作的時候，兩人不約而同地瞞住了家人。兩個人的理由一樣，都是太別扭。

　　張東輝總感覺難為情，因為這不像干刑警的，辦了一件案子很精彩，勝利的喜悅想跟家人分享，“這種事兒怎么跟家人說呢？說以后的工作需要天天看黃片？”淫穢出版物為刺激感官，著力渲染各種變態的情愛場面，天天面臨性愛觀念中的垃圾和暴力，處理不好也會讓心靈扭曲，直至“變態”。

　　就像神農嘗百草一樣，為了給百姓尋找良藥，神農以身試險最終死于毒草。現在，張東輝和任旭陽已經渡過了最初的難關，這跟一個同事的玩笑有關。“婦科醫生”，是相熟的同事開玩笑的叫法，張東輝并不排斥。跟婦科醫生一樣，經常面臨赤裸的人體，張東輝這樣解釋同事給自己起綽號的理由:“這倒讓我們找到了參照物。”

　　鑒黃時，必須心無雜念，想著這只是工作。“我們的腦子里只有淫穢色情的標準，是不是太露骨，是不是赤裸裸地描寫那些場面等。”張東輝說，自己鑒黃時就像婦科醫生見了病人，只管看她有沒有病，有什么病，怎么確立治療方案。

　　如今，鑒黃完畢關上電腦，二人就能迅速從鑒定的影片中跳出來。現在，張東輝和任旭陽再沒有當初心理上的負擔了。張東輝認為，他們工作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減少了黃毒對孩子精神家園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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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的“鑒黃”標準

　　1982年，《人民音樂》編輯部出版了一部定價兩毛二、近五萬字的書籍《怎樣鑒別黃色歌曲》。這本書的“專業”讓人嘆為觀止——黃色歌曲還能從曲譜上鑒別：“音樂上，大量采用軟化，動蕩，帶有誘惑性的節奏；旋律多采用敘述性與歌唱性相結合的寫法；配寫比較細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輕聲，口白式唱法；吐字的扁處理；大量使用滑音與裝飾音；演唱中出現歌腔延遲與重音倒置。”

　　統觀全書，那個年代的鑒黃標準大概可以歸納為：一、商業化；二、反動；三、表現了不健康的愛情。用歷史的眼光看，80年代初的“黃色”標準，與之前“文革”時期相比已然進步了。“文革”前后，一批30年代的流行歌曲，甚至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樣的蘇聯歌曲，均被判定為黃色歌曲、反動歌曲、資修歌曲，禁止任何人再唱。后來隨著“文革”的開展，但凡不合當時在文藝領域一手遮天的江青一伙人心意的歌曲，就統統被定為黃色歌曲、反動歌曲。

　　直到80年代中后期，黃色小說（黃書）和黃色錄像（黃帶）在中國的蔓延才有所抬頭。那時候是低工資高就業，每月工資五六十元。黃色錄像帶在黑市上就賣到30元，有能力像今天收藏A片那樣收集“黃帶”的人不多，所以相互傳看，那錄像帶都看爛了。

　　公安人員全力掃黃，其“鑒黃”手段既簡單又管用——看見后半夜哪家有昏黃的光亮，肯定是在看黃色錄像，這是公安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智慧。公安人員將房門撞開，抓個現行，或是拘留或是罰款，這在當時是常事。